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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的汉语情结:语言是文化之根本


    章太炎是近代国学的宗师,他对于当代的国学思潮影响至大至深。因此,要谈国学大师,是不能回避太炎先生的。章太炎早年走的也是纯正的清代学者的道路,他年少时在杭州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师从俞樾学习经学与小学。但近代风起云涌的维新思潮与革命运动,促使他走出书斋,诀别俞樾。他将自己的学问与实践结合起来,他的学生鲁迅先生称他为“有学问的革命家”。自1905年起,章太炎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若干学术文字,并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宏奖光复,不废讲学”。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时,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仿效日本一些学者用“一国固有之学问”来弘扬民族精神的做法。章太炎的国学讲习班培养了许多国学大家。后来北京大学一些著名的文科教授,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沈兼士等,大多出之于章太炎的门下。章太炎晚年退出政坛,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培养国学人才。
    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在此清学蜕分与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曰:余杭章炳麟。”在晚清学界新旧交替之际,章太炎呼吁: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
    章太炎告诫人们,当此国运日危、文化转型之时,光靠国学固然不足以立国,还要充分学习西学,但是国学不振而要复兴中华却是绝无可能的。
    
    章太炎
    章太炎在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中,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他从汉语言文字的固有民族文化特点出发,论证国文的基础是汉语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不同于西方的拉丁文表音文字体系,这是卓有识见的。我们知道,汉字的单音独体,造就了汉语写作的声律之美,同时,汉语的象形写意的特点,使得汉语文章具备形象直观,抒情言志的的价值观念,是人格精神与审美精神的寄托与表达,通过“神”、“气”、“音节”、“义法”等概念加以表述,与西方语言文章写作有着很大的不同。
    章太炎对小学的研究超越了传统乾嘉朴学的樊篱,将小学从经学中解放出来,将其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再三强调:“盖小学者,国故之本,五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故而“以为文学故训,必当普教国人。”也就是说,以研究语言文字为中心的传统小学,是研究汉语文化的出发点与基础,倡导国学,首先要从小学入手。他自己的治学,由小学入门,主张音韵文字相通,以此为基础,结合西学,恢弘清代诸子学之门户,其方法已经超越了老师俞樾。他杰出的学术成就,也证明了这条治学路径的可行性。
    章氏的文字理论,提出一个“孳乳”的概念,他强调汉字不仅是工具,更是本体,是不可替代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首先就表现在中华民族语言的独立性上。如果中华民族离开了这种安生立命的文字与语言,那就要崩溃。
    在20世纪初“华夏雕瘁,国闻沦失,西来殊学,荡灭旧贯”的中国,国学与西学的冲突异常激烈,学术界一些人士将汉语汉字作为旧的工具,急于在语言文字上与西方接轨。吴稚晖力推“万国新语”,痛斥汉语文字“野蛮”、“无效率”;康有为幻想理想中的“地球万音室”,对语言文字的取舍十分直截爽快:“夫语言文字,出于人为耳,无体不可,但取易简,便于交通者足矣,非如数学、律学、哲学之有一定而人所必须也,故以删汰其繁而劣者,同定于一为要义。”胡适的学生傅斯年则提出文字只是工具而已:“文字的作用仅仅是器具,器具以外更没有丝毫作用吗?我答道,是的,我实在想不出器具以外的作用,唯其仅仅是器具,所以只要求个方便”,甚至嘲笑“造字的时候,原是极野蛮的时代,造出的文字,岂有不野蛮之理,一直保持到现代的社会里,难道不自惭形秽吗?……哼!这是国粹!这要保存!好个万国无双的美备文字!”这些说法难免有些激进与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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