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眼中的汤一介：他重感情 爱小孩 念旧(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5:11:09 光明网 newdu 参加讨论
 图为1936年，汤一介（前排左一）与父亲汤用彤（后排右一）和家人在北京中山公园（资料照片） 考上大学了，他决定做一个哲学家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国家积贫积弱，百姓颠沛流离，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当时的南开中学可以说是一个贵族学校，国民党很多高官的子女都在那儿上学，常常用汽车接送。那时候的汽油是非常贵重的。 于是，热血愤激的汤一介和同学张岂之（现为清华大学教授）、宁可（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拍案而起，办了一期壁报《一滴汽油一滴血》，抨击这一现象，但是学校训导长对他们毫不客气，“不让我们出了，而且说再闹就开除我们。” 1945年1月，为准备考大学，汤一介回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的先修班听课，父亲还请来西南联大英语系的教授钱学熙来教他英文。汤一介跟着钱学熙，接触了他毕生难忘的克里斯朵夫·依修午德的《紫罗兰姑娘》。 “这本书说的是，我们虽然走得那么近，但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再深刻的爱也挽救不了人们的孤独。” 当时，由于妹妹的病逝，加上国民党政府的黑暗，使少年汤一介开始独立思考一些人生问题，《论死》、《论善》、《论生意义》等一些展露他哲学家天赋的文章就出来了。 “我想人生到底是为什么。”当时的汤一介想，一个人生，就像一根蜡烛，可以慢慢地让它烧完，也可以让它很快地烧完，放出更大的光。他下定决心，还是要做那个很快烧完但是放出更大光的人。 第二年，汤一介考上了北京大学。虽然原来对西方文学很感兴趣，但是，他还是选了哲学系。“我下定决心，我要做个哲学家，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他认识了她。 他是组织委员，她是宣传委员 1949年，汤一介认识了乐黛云，这位后来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对于汤一介来说，她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 汤一介回忆，解放后，北大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文学院有一个团总支，他和乐黛云同时在做团的工作。“我是组织委员，她是宣传委员。后来我们又一起到了团委，我做宣传部长，她做群众文化部长。” 两人经常在一起工作，了解群众的思想状况啊，探讨怎样改革食堂啊，还经常在一起聊天。 汤一介毫不掩饰他对乐黛云的欣赏：“她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能干，非常热情的女孩，没什么心计，直爽，有什么说什么。” 他还偷偷地告诉了记者一个小插曲：“1950年乐黛云作为北京学生代表途经苏联到捷克参加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她俄语好，当时我非常担心，怕她跑了不回来了。”说完，汤一介像个孩子一样地笑了。 他们结婚50多年来，历经坎坷，却不离不弃。“再也没什么遗憾了。”汤一介轻轻喟叹。 那个会上他做了一个演讲，非常轰动 改革开放以后，汤一介迎来了学术生涯的春天。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汤一介开始考虑如何突破50年来“唯心与唯物两军对垒”的局面和“唯心主义就是反动的”教条，写成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发表在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的第五期上，率先提出将哲学史作为认识发展史来考察，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快速推进了学术界反对极“左”教条主义的进程。 1981年，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开课，先讲《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后讲《早期道教史》。他的学生回忆，汤一介老师的课异常轰动，连换了三个大教室还是坐不下，最后只能以发听课证的形式限制人数。 随后，汤一介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课修改成《郭象与魏晋玄学》，找出魏晋玄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探讨哲学方法对认识哲学思想变迁的重要意义，尝试把哲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这些问题的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哲学思想的解放。 在由《早期道教史》一课修改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汤一介大胆提出，必须把“宗教”和“迷信”区别开来，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而这些探讨，均是此前的道教研究很少讨论到的，汤一介以他敏锐的哲学家的眼光，开新时期哲学研究风气之先。 迄今，《郭象与魏晋玄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仍是哲学研究不可绕开的著作。 1983年，汤一介参加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他的《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的发言语惊四座，“全场掌声雷动，历久未息”，刘述先教授如此评价。 但是汤一介并不仅仅满足于这些。一直以来，西方哲学是有其庞大的范畴体系的，而中国哲学的精华则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推演，需要有更加严密的逻辑体系。汤一介开创性地提出做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要从大量的史料里梳理、建构出一个中国哲学的体系。 作为一名学者，他想他必须肩负起这样一个责任，就是探讨传承我们自己的文化，在传承自己文化的过程中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于是，汤一介在讲课的同时办中国文化书院函授班，一招生就是一万两千人。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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