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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自修苦读成国学大师(2)


    “北胡南钱”为故国招魂
    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钱穆在中学毕业后当起了小学教师,后来又担任了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
    还在小学执教时,他就开始了国学研究。他的学术处女作《论语文解》,1918年由上海印书馆出版。1919年冬,他撰写《爱与欲》和《古希腊哲学大家与中国道家思想之异同》两文,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以“大一号字”刊出。
    钱穆在乡间当了18年小学、中学老师,然后走向大学讲台。推荐他的人是顾颉刚。作为中国学术界鼎鼎大名的人物,顾颉刚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过他的作品后,对其史学功底大加赞赏:“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1930年,因为顾颉刚的鼎力相荐,钱穆进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他把“M”楼改为“穆楼”。之后,顾颉刚又把钱穆推荐给了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后来,钱穆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与胡适并称“北胡南钱”。
    钱穆所处的年代,西学东渐,势不可挡,儒学被认为是“弱国愚民”的根源,国学渐渐失宠。中国人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在大变局的时代中,钱穆也有过疑惑。上学时,一位体育老师得知钱穆读过《三国演义》,对他说:“这种书以后不要再读。这种书一开始就写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这使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
    这番话对钱穆影响深远,自此,“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困扰了他一生,也引发了他毕生的治学宗旨:面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劲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究竟该何去何从?
    面对汹涌而至的新思想,钱穆坚持不为时代潮流裹挟,他选择在古籍世界里寻找另一个世界。他始终相信,没有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为此,他写了《国史大纲》,他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
    这部成书于战火纷飞年代的历史著作,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为全国大学用书,风行全国。几十年后,历史学家许倬云这样告诉学生:“这一部书中埋藏了数百篇博士论文题目。”
    在《国史大纲》的开篇,钱穆对读者提出了四项对待国史的殷切期望,其中一条就是对本国历史要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而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让钱穆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中最具中国情怀的一位。他的学生余英时说,钱穆的一生,是“为故国招魂”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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