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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自修苦读成国学大师(3)


    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
    “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是钱穆的理想和志业所在。他曾经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讲题,以王安石、司马光为例,阐述弘“道”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得出结论:“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副宗教精神。”
    钱穆认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仁爱与牺牲。
    钱穆是“君子儒”,始终把国家、大局放在第一位,绝不计较个人的一时被误解、曲解。新中国成立前夕,新华社发表评论,点名批判胡适、傅斯年、钱穆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
    当时,钱穆感到茫然不解。胡适当过驻美国大使,说过“当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的话;傅斯年当过参政员,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北京大学校长。而他只是一介书生、一名教授,既不参政,又未议政。
    钱穆被点名,可能和他美国人司徒雷登任校长的燕京大学教过一年书,与司徒雷登交往过有关。既然被点了名,他就远去香港,创办亚洲文学院(后改名新亚学院),它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
    在租来的4间教室里,钱穆想努力保存中国文化的气韵。“新亚”之名由钱穆所起,他希望借此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
    新亚书院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而办学的16年,是钱穆“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之后,钱穆到台湾“谋建一家,以求终老”,得到了蒋氏父子的礼遇,蒋介石为他建造了素书楼,蒋经国则聘请他为“总统府”资政,在钱穆之前,没有学者出任过此职。
    晚年的钱穆依然坚持在素书楼传道授业。有一次,他在家中为学生讲课时突然说:“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
    但是,在“现代”的冲击下,“传统”早已无招架之力,钱穆所赞美的那个“礼”的世界早已崩溃。这让钱穆的学术生涯走得格外寂寞,他期待国人对历史拿出温情的诉求,却无法获得商业市场的认同。
    新时期到来,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蒸蒸日上。1986年,钱穆发表对国运和世局的识见,谓和平统一是中国的大前途、大希望、大理想、大原则,表达了他对中国统一问题的明确态度。《人民日报》随即予以摘转刊登。
    钱穆不计前事,爱国之心昭然,体现了“君子儒”的可敬可亲的形象。1990年8月30日,钱穆于台北寓所逝世,享年96岁。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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