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中原，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郭苏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为何研究中国政治？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当前，关注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文献较多，但专门探讨海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方法的研究非常欠缺。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发展塑造了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演化路径和未来图景。本文突破传统定量与定性的二元划分，从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维度将海外中国政治研究方法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主流阶段、社会调查和回归分析主流阶段、因果识别和计算社会科学方法主流阶段，在此基础上，首次通过学科发展和中国情境的合力影响，来分析比较各阶段主流方法的研究特性和演化机制，梳理相应的智识收获和范式局限，呈现研究方法“学科化”和“科学化”的发展趋势，并通过探讨中国、方法、理论三者之间以及不同方法之间的关系模态，辨析方法迭代、融合或建构的路径选择。考察海外中国政治研究方法不仅可以探析他者如何理解中国，而且有助于完善政治学方法体系。
关键词：中国政治研究方法；案例分析；田野调查；回归分析；社会调查；因果识别；计算社会科学
一、导言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一直是海外社会科学关注的重要领域，不同阶段兴盛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断应用于中国政治研究当中，并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演进特征。方法的应用和发展塑造甚至决定了中国政治研究的认知视野、知识发现、理论价值和政策取向，从而影响着海外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理解、预判和应对。海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方法的阶段性演进受到学科发展和中国情境的合力影响。一方面是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推动。中国政治研究的学科化，注重从区域国别研究转向比较政治研究，以及政治学前沿研究方法在中国政治研究领域的应用和探索，推动了该领域研究方法的范式演化。另一方面是中国情境提供了空间和约束。实证方法的应用依赖于资料和数据，素材的开放度、丰富性和质量决定了方法适用的广度和深度。资料和数据的使用必然受到研究对象所处时代情境的影响，因此中国政治发展也会导引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基于此，在考察海外中国政治研究方法的演化路径和发展规律时，需要围绕学科发展和中国情境在不同时空下的交互关系展开分析。
在中国政治研究领域，随着方法的丰富化和精致化，不同范式和方法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哪些方法最适合解释中国？研究应该是方法驱动、理论驱动还是议题驱动？研究目标是中国优先、方法优先还是理论优先?中国政治研究者应该接受怎样的方法训练？海外研究者们抱持不同的立场。关于研究方法“向何处去”的论辩不仅彰显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未来走向，而且促进国内政治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二、研究方法的应用和发展阶段
与传统的定量与定性划分不同，本文从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两个维度将海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方法划分为三个关键发展阶段：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主流阶段、社会调查和回归分析主流阶段、因果识别和计算社会科学方法主流阶段。如此划分便于更加清晰地呈现每个阶段在研究特性和发展背景上的差异，以及揭示方法演化的逻辑和趋势。本文所谓的主流是指该类研究范式或方法在某一阶段最受学者们推崇、重视以及引领学科发展潮流的方法。然而，主流既不代表该类方法是唯一科学和优越的方法，也不代表使用该类方法的成果数量在该阶段占绝对优势。主流方法的演化受到学科发展和中国情境的合力影响。
（一）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主流阶段
研究方法的演变带有显著的时代印记，改革开放之初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海外中国政治研究主要以质性方法为主流。具体而言，在数据收集方法上，主要依托田野密集型方法，包括访谈、参与式观察、历史档案、政策文本、媒体资料等；在研究分析方法上，以个案研究和案例比较为典型。同时，也出现了少量问卷调查研究和统计资料分析。
海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脱胎于“区域国别研究”（area studies）。改革开放之前，海外学者的研究主要依赖中国官方文件、公开新闻和出版物，以及相关人士的口述资料，数据类型和可及度都较为有限。一些学者开展的“远距离研究”，最多从日本或中国港澳台地区获取二手资料，相应研究方法也局限于宏观层面的局势观察、信息印证、逻辑推理、趋势分析，尤其关注意识形态、政治动员和高层精英政治研究，其研究目的旨在了解中国政治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彼时，中国政治研究是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研究的一部分，比较对象通常是苏联和东欧国家，该传统深刻影响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政治研究方法。
改革开放后，海外学者的资料获取途径大为拓宽，相应的研究方法也得到发展。中国的开放政策让海外研究者有机会亲临现场展开田野调查，并与中国大陆学者和官员进行面对面交流。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学科发展非常欢迎海外专家建言献策，很多学者受邀访问中国并展开相关研究。同期，海外高校也加大了中国政治研究的队伍建设和田野资助。在数据收集方面，海外学者开始围绕特定议题开展深度访谈、跟踪观察和实地调研等“近距离研究”，并获取了第一手的研究资料。“身临其镜”的田野方法越来越受到推崇和重视，建立和维护可靠的田野资源成为学者的首要任务。除了田野资料外，该时期中文的档案、出版物、回忆录、官方文本等也日趋开放，媒体资讯变得丰富多元。不同资料类型和信息来源拓展了海外学者的研究视阈，支持其从多层级多维度考察转型中国的政治现象。
研究资料的极大丰富为开展深度的案例研究提供了可能，相关研究多采用归纳式的分析路径，即从田野和文本资料中分析提炼出相关判断，建构起对特定中国政治议题的知识拼图、分析框架和理论概念。该时期，中国变得更加复杂和立体，不再被当作一个整体（China as a whole）进行研究。首先，分析的单位（unit of analysis）从整个国家或高层政治精英拓展到各类具体的制度、机构、组织和群体，例如针对干部管理机制、立法机构、国有企业的研究；部分研究甚至具象到微观个体，例如针对村民和村干部、企业家、大学生的研究。其次，分析的层次（analytical level）从全国层面沉降到省级、县级乃至乡村，学者们有机会深入中国地方和基层展开“贴地研究”。例如魏昂德（Andrew Walder）团队对山东邹平农村改革和转型的研究。再次，分析的视角从结构转向过程，实地调查和访谈为探知政治和决策过程提供了契机。例如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等人基于不同层级和部门的访谈揭示出中国政策过程中央地之间的互动博弈关系。上述研究都展现出中国政治问题的复杂性、多面性和转型性。
该时期，研究主题主要由学者的研究兴趣及议题的重要性所驱动，区域国别的研究传统和“认识中国”（knowing China）的研究目标主导了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议程。彼时，中国政治研究的重心在于“政治”而非“科学”。海外研究者的训练首先要求的不是社会科学方法，而是语言和田野经历以及对中国政治、文化、历史、社会的综合背景知识。同时，中国政治研究社群共享丰富的底层信息，田野经历极大提升了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议题感觉，这种将外部人视角与内部人信息相结合的研究，注重的不是案例的数量，而是从案例中获得多少新东西。虽然初期中国政治研究者多未受过系统的政治学方法训练，但是他们对中国政治问题的感知、分析和洞察能力是超群的，他们的研究为整个中国政治研究奠定了知识根基。
初期，探索型的（heuristic）、深度描述型的、观察评论型的案例研究居多，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较为盛行，学者们不太关注方法层面的研究设计，往往“看菜吃饭”，将理解和预判中国政治作为首要研究任务。随着研究深入，学者们不再满足于仅仅认识中国，而是运用中国案例对话政治学理论或开展跨地域比较研究，使得解释型的、比较型的、理论检验型的、概念和理论建构型的案例研究开始涌现。例如，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对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戴慕珍（Jean C.Oi）对中国地方国家统合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此外，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单个案例分析的局限性，开始重视案例选择和多案例比较对理论建构的重要性，田野调查以及中国各地开放的档案、司法文书、政府公报等为多案例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机遇。
可对特定政治现象展开深度考察，探究现象的发生机理、条件和情境，研究成果具备较强的内部有效性。其二，可挖掘中国场景下复杂的政治关系和政策过程，依托内部人视角和地方性知识透视政治现象背后的意义和逻辑。其三，可进行历时性追踪和观察，形成对特定现象演化过程的深入洞察，判断中国政治走向。其四，案例研究之间具有较强的融通性，研究者可通过不同议题、地域、层次的案例研究，形成中国政治的知识拼图。其五，可运用中国案例验证和修正已有理论，从而提炼新的政治学概念、理论和研究假设。这些优势让该时期的海外中国政治研究贡献了巨大的知识增量，也为此后研究方法的演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运用田野和案例方法开展中国政治研究的局限性也日渐凸显。首先，案例选择受制于案例可及性的影响。田野地点通常由熟人关系和组织介绍决定，海外学者的自主选择空间小。例如，早期研究聚集在北京、上海、江苏、河北、山东、广东等地。其次，案例研究敏于深度拙于宽度。相关研究缺少外推（generalization）的适用性和解释力，案例的类型代表性和外部有效性明显不足，使得从局部到整体的推演（part-to-whole mappings）受限。再次，该阶段的田野和案例方法并未实现规范化和学科化，中国政治研究与政治学理论之间尚存在较大鸿沟。这些局限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也激励了新一代中国政治研究者寻求更趋学科化的研究方法。
（二）社会调查和回归分析主流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主流方法转向社会调查和回归分析。在数据收集方法上，依托抽样、问卷设计、系统化信息收集等社会调查手段；在研究分析方法上，以探索变量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为主流，辅以数据描述性统计。此外，该阶段的田野调查和案例分析方法也趋向规范化，更加注重案例选择和研究设计。同时，一些学者开始探索混合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演化受到学科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双重塑造。20世纪80年代，出于国家治理和国际合作的需要，中国政府部门和国际机构就开始使用社会调查方法收集中国社会经济数据。80年代末，海外政治学者开始在中国开展学术型抽样调查，但真正具有规模的政治学社会调查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兴起，根据墨宁（Melanie Manion）的统计，截至2010年，海外中国政治研究领域的各类社会调查已达30余项，该发展受到海外政治学科与中国情境相向而行的影响。
一方面，海外新一代学者开始接受系统的政治科学方法训练，尝试将量化方法运用到中国场景中，推动中国政治研究从区域国别研究向政治学研究过渡。该时期政治学研究迈向“科学化”，社会调查、统计分析、大样本研究、形式建模、博弈论等方法开始广泛使用。海外中国政治研究者也融入这股浪潮，试图通过严谨的研究设计、系统的数据收集、规范的假设验证来探索中国政治现象中的变量关系，从而提升研究的总体代表性、外部有效性和学科理论价值。同时，海外对社会调查课题的科研资助也大幅提升，让昂贵的数据收集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中国对涉外调查的规范化管理和中国大陆学术型调查机构的创立为海外学者在中国开展社会调查提供了机遇。9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对社会调查项目的管理政策变得更加明晰，跨国的学术调查合作享有宽松友好的政策环境。此时，以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等为代表的中国国内学术调查机构运行顺畅，海外中国政治研究者通过与本地调查机构的合作在中国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社会调查。
从抽样方法上来说，理想的社会调查是覆盖全国的随机概率抽样，以保证样本相对总体的代表性和观测样本之间的变异性。然而，在海外中国政治研究领域，真正获得全国代表性样本的调查甚少，大部分是聚焦某些城市和部分省份的区域性抽样调查，如1995年进行的“北京市民政治心态调查”。这一方面，由于全国性调查的成本过高和执行难度较大，同时面临较为严重的跨地域人口流动和同区域内“人户分离”等挑战，只好选择能够确保调查顺利执行的特定区域进行抽样。另一方面，由于议题选择和研究设计使然，研究者根据研究对象和理论预设进行有意图的抽样设计（purposive sampling）。这时“目标总体”并非全国民众，而是研究者感兴趣的特定群体（例如企业家、农村干部、城市居民），抽样框和执行策略也随之调整。例如，布鲁斯·迪克森（Bruce Dickson）对中国企业家的抽样调查。局部样本（local samples）虽然难以精准反映全国总体的分布特征，但仍然可以有效地探索变量间关系，具备超越样本的外推能力。
就调查类型来说，海外中国调查多数为单时截面调查，只有少数是历时调查，跟踪同一样本群体的面板调查更为罕见。调查类型决定了数据类型，进而影响了该阶段的数据分析方法。就调查手段来说，除大部分调查依靠受训访员进行线下入户问卷面访外，还有电话访谈、邮寄问卷、计算机辅助调查、网络调查等形式。不同调查方式对问卷质量有明显的影响，例如面访会遭遇入户率低、社会期望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等问题。就调查对象来说，主要涵盖农民、村干部、企业家、地方干部、城市居民等，一些研究还设计了配对式调查，即对抽样地点的村民和村干部、民营企业家和地方干部就同一组问题进行调查，以便展开对比分析。该阶段，调查议题带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和国外政治学的研究视角，包括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国家社会关系、政商关系、乡村选举、政治参与、政治信任等。
在分析方法方面，初期研究较多基于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揭示某一维度上的数据分布特征（例如频数表、分组均值），或进行跨群体跨时间的数据比较。描述性分析或推断具备一定的研究价值，但无法呈现变量之间的关系，对调查数据的信息提取较为有限。回归分析方法随之引入，用以探寻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从样本推断总体。在回归分析中，研究者会结合政治学理论和中国政治情境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研究假设中的变量在社会调查中被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和予以测量，通过回归模型拟合调查数据，得到被解释变量Y与关键解释变量X之间线性关系函数的系数及其显著性，进而通过统计推断、验证研究假设和对话理论文献。
相对于质性方法，社会调查和回归分析更加注重对微观政治行为和政治态度的考察，进而打开了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新视野和新领域，成为中国政治知识新增长点。社会调查和回归分析的研究发现通常更具统计上的代表性和外推能力，被认为证据更充分、论证更有力、结论更稳健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提升对“总体”的判断和理解。社会调查和回归分析能够发现变量之间的系统性关联模式，并控制干扰项和其他可观测变量的影响，甚至可依靠相关性信息估计因果关系。社会调查和回归分析具有完整的方法体系、规范的操作流程、客观的评价标准、可复现的结果验证，有利于促进中国政治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社会调查和回归分析提升了中国政治研究的学科属性，从区域国别研究转向政治学研究，从描述性研究转向解释性研究，从论断性分析转向概率性推断，极大推动了基于中国经验发展政治学广义理论。
社会调查和回归分析也存在局限。首先是方法本身的陷阱。例如，覆盖误差、测量误差、抽样误差、无应答误差、社会期望偏差、数据调整偏差等，其中部分问题（例如无应答误差）在中国场景下尤为突出。当然，研究者也可以就如何从技术上克服上述问题展开研究。其次是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层面的挑战。中国场景的特殊性要求一般性政治概念在操作化和测量时进行语境转化，而非直接翻译国外通用问卷，否则会造成概念误置、测量失真和结论偏差。此外，学者们由于在相同议题上的理论关切和研究假设不同、核心变量的定义和测量不同、模型设定和变量控制不同、调查执行的地域和时点不同，有时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导致共识较难达成。再次，并非所有议题都可以使用问卷调查和量化分析，一些变量较难在中国场景下得到有效测量，导致关键数据缺失，调查者还需要考虑研究所处的政治时间。最后，回归分析通常揭示的是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而非因果效应，虽然辅以诸多稳健性检验，但较难排除内生性问题，包括遗漏变量造成的干扰项与解释变量的相关问题，以及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存在测量误差导致的干扰项包含测量误差问题、逆向因果问题等，这些质疑削弱了回归分析结果的解释力和理论潜力，同时激励新一代海外学者探索方法论的精致化路径（methodological sophistication），推进因果识别和机制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该阶段中国政治研究的“定性与定量鸿沟”并非不可逾越。首先，定性研究促进了定量研究的品质优化。一方面，丰富的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为量化分析提供了背景信息和问题意识，帮助定量研究提出研究假设、优化概念和测量、完善问卷设计和数据处理，该阶段采用社会调查和回归分析的海外学者大多具有系统的中国知识训练和丰富的前期田野经历。另一方面，量化分析可以揭示变量分布特征和关联模式，但困于背后的机制解释和价值解析，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能够帮助研究者结合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政治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对数据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因此，该阶段海外学者还探索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方法。其次，定量研究反过来也带动了定性研究的规范化。该阶段田野调查和案例分析方法取得了长足发展，伴随研究方法的学科化，定性研究也越来越注重研究设计、案例选择、比较分析、结果的内外部有效性，并习惯使用“自变量”“因变量”“机制分析”“充分条件”“必要条件”等思维和表述方式。田野密集型方法和案例研究开始作为规范性研究方法纳入政治学方法论的训练体系，并在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得到实践运用。该阶段，次国家单元的案例选择和比较分析得到重视，质性比较研究（QCA）、比较历史分析等方法也开始应用到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定性方法的规范化打破了“科学方法即定量方法”的偏见，推动中国政治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不同方法的融合。
（三）因果识别和计算社会科学方法主流阶段
政治学学科发展和中国政治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政治研究方法的演化。自2020年以来，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主流方法开始转向因果识别（causal identification）和计算社会科学方法。在数据收集方法上，注重实验数据、量化历史数据、地理信息数据、社交媒体数据，以及基于计算机的大数据收集，以突破传统观测性数据（observational data）的局限性。在研究分析方法上，倚重各类基于计量分析的因果推断方法和基于数据、算力的计算社会科学方法，将政治科学研究推向新阶段。与此同时，田野调查和案例分析、社会调查和回归分析等方法也取得了新进展，并与因果识别和计算社会科学方法之间形成复杂的张力，激发了中国政治研究向何处去的方法论之辩。
伴随社会科学的因果识别革命和“技术扩散”，海外中国政治研究作为比较政治学的新兴领域也掀起了方法上的范式革新。新一代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发现基于观测数据的统计相关性，转向借由复杂精致的计量方法探寻政治要素之间的因果性。该转型受到学科发展和数据生态的合力影响。首先，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训练体系和评价体系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政治研究更加彻底地融入政治科学，政治学的学术训练则越发注重实验设计、因果推断和计量分析，高等数学、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课程逐步取代语言类、文化类和国别研究类的课程，成为新一代政治学者必备的方法装备。该阶段，方法不仅是研究工具，而且是学习目标和研究内容本身。这些方法嵌入中国场景，重新定义了中国政治知识生产的内容、取向、目标乃至价值。善用方法成为中国政治研究贡献政治学一般性知识的必经之路，唯有运用新方法的中国政治研究才可能成为主流政治学认可的成果。其次，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数据生态发生了结构性转变。一方面，由于中国加强了对田野调查和社会调查等第一手数据收集行为的规范和管理，海外学者较难通过实地活动获取研究资料，近年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更是隔断了海外学者与调研对象之间的物理联结。另一方面，新的数据资源和数据收集手段不断涌现，尤其是计算机方法（例如网络爬虫、文字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可将原本离散、非结构化的海量数据收集转置为可分析的结构化数据。例如，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数据、政务网站数据、卫星数据、灯光数据等。此外，实验方法也拓展了中国政治研究的新型数据资源。总之，数据形态、属性和可及性的结构性转变，让因果识别和计算社会科学方法焕发了生机。
因果识别的勃兴为基于设计（design-based）的政治学实证研究提供了新动力，使得海外中国政治研究出现了方法驱动（method-driven）的新格局。典型的政治学因果识别策略包括随机实验、自然实验、工具变量方法、断点回归设计、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双重或三重差分、合成控制法、不完全识别、中介分析等，具体的估计方法有回归、匹配、加权等。上述分析策略本质上是解决因果推断问题的研究设计，其中基于实验的研究设计是为了事先控制或解决混淆偏差、过度控制偏差、内生性偏差等。例如，陈济东、潘捷、徐轶青设计了在线实地实验来考察中国政务平台的回应策略，该方法通过实验设计解决了内生性问题，有效识别了决定中国地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因素。与实验不同，另一些研究设计则是对已有数据进行“事后补救”，以提高因果推断的可信性。例如，Rory Truex使用加权的固定效用模型分析了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之前的私营企业家代表数据，识别代表身份的经济回报。上述研究都将因果识别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中心任务，使用前沿的研究设计和识别策略挖掘中国政治场景中的因果关系，并测量特定干预的因果效应，从而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计算社会科学的兴起为数据集约型的政治学研究注入了新动能，使得海外中国政治研究呈现数据驱动（data-driven）的新趋势。典型的计算社会科学方法包括自动信息提取、社会网络分析、社会地理信息系统、复杂系统建模、社会仿真模拟等。这些方法根据社会现象的非线性、非均衡、涌现性、自适应等特征，借助计算、建模、模拟等数字化手段，挖掘海量数据中的网络结构和关联模式（patterns），探索个体行为、社会运行以及两者的互动关系。政治学较为常用的方法包括自动信息提取、机器学习、文本挖掘、自然语言处理、社会网络分析、仿真模拟等。在中国政治研究领域，一方面，计算社会科学方法开启了新的研究议程，展现了新的“数据想象力”。例如，Martin Beraja等人从“中国政府采购网”和“天眼查”分别爬取了2997105份政府采购合同和7837家从事人脸识别的AI公司信息，发现中国政府的数据政策有效推动了科技公司的创新和成长。另一方面，计算社会科学方法为研究经典中国政治议题提供了新的工具箱，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化。例如，李连江使用半监督和监督的机器学习方法重新检视政治信任的测量。计算社会科学方法擅长数据提取和处理、关联模式探索和预测以及可视化描述，其如何更好地与因果推断相融合是政治学研究的前沿方向。
因果识别和计算社会科学方法借助新的数据资源和数据处理技术开辟了中国政治研究的新疆域和新范式，重塑了中国政治研究的版图。因果识别精于“设计”，计算社会科学精于“探索”。前者善于发掘特定解释变量X与结果变量Y之间的清晰因果效应和影响路径，后者善于探究复杂因素的关联模式、复杂数据的聚类分布和复杂结果的涌现过程，两者都推动了中国政治知识生产的科学化，让中国政治研究更具实证外推能力和理论对话能力，助力中国政治研究从理论的“消费者”变成“生产者”。然而，中国政治研究者也忧心新方法的局限。其一，过度追求方法上的审慎和精妙，可能会牺牲知识生产所需的国别关切和洞察力，随着方法和数据驱动的研究替代兴趣和理论驱动的研究，中国政治研究的中心任务不再是为了理解中国，而是为了应用新方法；其二，新方法多将中国置于“威权主义”的编码中，在议题选择、理论对话和方法运用上都倾向将中国作为工具，这可能会遮蔽中国政治发展和运行的微观动态、内在逻辑和历史情境，从而导致中国政治研究本身被掏空。其三，方法和数据驱动的研究可能产生“高射炮打蚊子”的谬境，即用非常复杂的研究设计和数据论证揭示一个用简单方法甚至常识就能发现的结果，或者只知道“原因的结果”而不知“结果的原因”，弱化了研究价值。此外，诸多重要且经典的中国政治问题无法进行因果推断或计算社会科学研究。其四，新方法的目标受众趋向窄化，限于学术界的特定群体，较难将研究转化为判断、洞察和政策主张，以触达整个中国政治研究社群、政府决策者乃至普通大众，从而使学者参与公共话语建构的能力变弱。
该阶段，传统方法在与新兴方法进行比较、竞争、融合的过程中，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特色、任务、分工和优势，更为有力地捍卫了自身价值。此外，复线发展的趋势开始显现。一方面，海外学者对研究资料的需求与大陆学者对国际发表的追求相匹配，双边合作研究带动了多元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融通。另一方面，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社群内部、其与中国大陆研究社群之间的问题关怀和方法取向进一步分化，出现诸多彼此割裂的议题“小岛”和方法“烟囱”，不同方法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
三、研究方法的演化逻辑
为何研究中国政治？如何研究中国政治？不同研究方法会给出不同的答案，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发展塑造了中国政治研究的演化路径和未来图景。海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方法经历了40余年的演化，各阶段的主流方法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性，受到学科发展和时代情境的深刻影响。
在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主流阶段，研究主要由兴趣驱动、理论驱动或资政驱动，研究目标主要是理解中国、发现中国的特殊性，研判中国政治走向，服务中国政策咨询，其对比参照的对象既包括共产党国家又包括西方国家。该阶段的学科背景以区域国别研究传统为主，学科训练注重语言、国别知识和实地调查经验，学科评价注重区域国别研究成果、政策咨询和公共知识生产。该阶段，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研究数据的类型和可及性大幅提升，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素材。
在社会调查和回归分析主流阶段，研究的驱动力主要源自理论和方法，研究目标主要是运用统计分析提升研究发现的代表性，探寻中国政治转型的普遍规律，其对比参照的对象多为西方国家，以揭示中国改革的进度和实效。该阶段的学科背景开始转向区域国别研究与比较政治学研究交叉，学科训练除了语言和国别知识外，更加重视问卷设计和统计方法，学科评价注重区域国别研究成果和政治学研究成果。该阶段，随着中国政策调整，问卷调查的环境在波动中不断优化，数据生态进一步趋向多元化。
在因果识别和计算社会科学方法主流阶段，研究主要由数据驱动和方法驱动，即基于设计和数据挖掘的研究引领潮流，研究目标主要是运用方法、对话创新政治学理论。对比参照的对象主要为威权国家，借以探查政权的治理策略和存续机制。该阶段的学科背景转向政治学研究主导，并与经济学、传播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融合，学科训练注重数学、计量经济学和数据科学，评价体系重视学科成果和方法论研究成果。相比之下，区域国别研究、政策咨询和公共知识生产则日益边缘化。该阶段，中国加强了数据管理，学者主要依靠新的数据生成和获取方式展开研究，数据生态发生了结构性转变。整体而言，海外中国政治研究方法呈现出“学科化”和“科学化”的双重发展趋势。
在“学科化”方面，中国政治研究逐渐脱离区域国别研究的传统，融入政治科学学科。中国政治的不同片段从国家整体的历史、文化和情境中剥离出来，置于政治学的议题板块、理论架构和方法箩筐当中。政治学的训练体系、评价体系和知识生产方式塑造着中国政治研究的方法取向，政治学的范式和方法演进带动了中国政治研究方法的跃迁。方法创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政治研究之于政治学的价值和贡献，形成了“方法差序格局”。
在“科学化”方面，中国政治研究从追求特殊性转向提炼普遍性，从理解某种政治现象背后的诸多复杂关系转向探索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再转向识别某个特定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中国政治研究越来越讲究精致的研究设计、创新的数据收集、自动化的数据处理、稳健的分析结果和可重复的论证过程。研究趋向规范化、标准化和技术密集化，数据的生成方式、处理方式、分析方式和验证方式定义了研究的“科学属性”，追求科学性成为中国政治研究的潮流。
诚然，“学科化”和“科学化”在中国政治研究的不同议题领域，在美国、欧洲、东亚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中国政治研究当中，在中国政治研究的不同世代之间，尚存在进度和程度上的差异。“学科化”和“科学化”的发展趋势是学术发展客观规律和研究者主观选择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较难回避，另一方面具有反思和调试的空间。
四、结语
中国政治研究方法向何处去？学者们抱持不同的倾向和立场。一些海外学者表达了对传统研究方法没落和边缘化的忧虑，指出中国政治研究距离中国越来越远；另一些海外学者则认为中国政治研究的科学化程度远远不够，中国政治研究应该更多地融入前沿方法，才有望贡献政治学广义理论。笔者认为，中国政治研究的未来图景取决于如何处理两个层面的关系：一是中国、方法、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二是不同方法之间的关系。
海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对中国、方法、理论之间的关系整合存在三种取向：其一，“中国优先”的观点认为，中国政治研究应该以中国为本位和根本关切，研究者需要从中国本身的政治逻辑出发，增进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解、洞见和判断。其二，“方法优先”的观点认为，方法即“知识”，方法知识与中国知识同等重要，中国政治研究者首先需要接受方法的学习和训练，以提升中国政治研究的科学属性和学科价值。其三，“理论优先”的观点认为，理论贡献应该成为评价中国政治研究的首要标准，研究议程应该由理论关切所驱动，并服务于理论建构。
中国、方法、理论三者的排序和组合方式决定了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范式特征和演化方向。诚然，最理想的状态是三者的融合、兼顾和权衡，既能够深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洞察，又能够以最优的方法贡献政治学理论。然而，作为整体的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目前正在经历结构转型，从“中国优先”转向“方法优先”，该趋势将加剧三者的分离和割裂，甚至不以中国政治研究者的个体意志为转移。对此，中国政治研究社群应进行全面的评估、深刻的反思，并重新确立方法在中国政治研究领域的位置，重新定义该领域的学理价值、政策价值和社会价值。
不同方法之间如何相处？学界也存在不同立场。参考国际关系的理论模式，本文将其归纳为：（1）方法论现实主义，即认为方法之间彼此竞争、排斥和迭代。不同方法根植于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传统，遵循不同的推理逻辑和思维方式，本质上难以融通和互恰，方法的迭代是科学选择的结果。（2）方法论理想主义，即认为方法之间可以共存、互惠和融合。不同方法都服务于知识生产，只是认识世界的方式和角度不同。具体而言，它包括“消极的理想主义”和“积极的理想主义”。前者主张不同的方法通过分工耕耘各自的领域，形成百花齐放、多元并立的发展局面；后者主张推动不同方法的交互和融通，注重混合方法的应用。（3）方法论建构主义，即认为方法之间的关系受到社群文化、观念结构和话语体系的影响。每个研究者都是积极的能动者，具有通过观念和话语来建构某种方法论图景的能力，方法的发展是学术共同体就方法本身进行对话、论辩、反思和实践的结果。
无论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抑或建构主义，都反映出海外中国政治研究方法的不同侧面。当前三种力量同时存在，现实主义者捍卫和推动某类方法并努力使其运用效能最大化，理想主义者正在探索方法融合的不同路径和可能方案，建构主义者试图从个体和共同体的观念和话语角度影响方法的发展，这些都可视为中国政治研究方法日臻成熟（maturing）的复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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