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先秦文化的经世特征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0:11:36 家国网 佚名 参加讨论
作者：杨亚利 经世精神是指指经国治世精神。中国的经世精神有其特定的内涵，《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王先谦《庄子集释》解释为“经纬世事”。“经世”亦称“经纶”，见于《易传·象传》：“君子以经纶”。《中庸》进一步谈到:“惟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下之化育。”朱熹《中庸章句》阐释为:“经、纶，皆治丝之事。经者，理其绪而分之；纶者，比其类而合之也……惟圣人之德极诚无妄，故于人伦各尽其当然之实，而皆可以为天下后世法，所谓经纶之也”。大体言之，经世精神，是以“入世”为前提，“致用”为旨趣，引导人们在此岸世界“立德，立功，立言”，治理世界的秩序，谋求民众的安宁，实现自己的价值，达到“三不朽”的人生境界。这种经世精神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注重现实人生的民族性格。这种经世精神主要表现为一般人生态度上的积极涉世精神，政治理想上的发愤经世作风，以及民族信仰中强烈的非宗教化倾向。 中国文化典籍中的“六经”，所涉及的学科主要是历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六经”中的《乐》亡佚，实际上说只有“五经”。《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清人章学诚指出:“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为行道，经纬宇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文史通义·易教上) 。可见“六经”的价值取向就是经世的。“六经”中各部经典形成时间不同，史传经过孔子整理而成。 先秦诸子是中国一切学术的源头。西汉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指出:战国时期九个主要学派中，儒、墨、道、法、名、阴阳这六个影响最大的学派都是“务为治者”。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指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友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眩之材已”。春秋战国诸子“蜂出并作”，驰说争鸣，确实是受到特定的历史激扬推动的。在那个时代“，王道既微，诸侯力政”，社会转型，哲学突破。因而诸子百家学说的创建、传播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现实变革的诱发，要受现实政治斗争的激荡，要努力从各自的观察角度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种种问题，要努力从各自的社会视角构设现实生活需要的种种方案。这种特定历史时代本身，就促使诸子学说具有入世的特征和经世的意义。而春秋战国诸子“蜂出并作”之后，驰说争鸣之际，确实也表现了直面现实、改造现实的巨大勇气和可贵精神。先秦诸子的著作，如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道家的《老子》、《庄子》，墨家的《墨子》，法家的《韩非子》，都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都是文化轴心期的产物。 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以六艺为法”(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先秦时期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这些经世学问的集大成者。儒家以六艺为依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经世致用之学。章学诚说:“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文史通义·经释中)。这说明孔子传述“六经”的目的在于以“六经”治世，而非托于空言，或另作形而上的义理研究。孔子整理“六经”的思想主题是总结“经世”体验，宏扬“经世”精神，启示“经世”方略。 孔子的经世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生态度上的积极涉世精神。孔子称自己“学而不厌”、“为之不厌”、“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孔子周游列国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几经危难，历经艰辛，当时人们评论说“知其不可而为者”。胡适先生曾赋诗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识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弃。”胡适认为这是孔子思想的精髓。第二，政治理想上的发愤经世作风。孔子与当政者讨论的问题，也不离“为政”、“使民”、“何为则民服”等治政之道。孔子与弟子之间的对话，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谈论“学政”、“干政”之事。孔子本人曾明确告诫弟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即使议论道德修养、学习方法等问题，也是培养学生将来从政的素质和才能。《论语》二十篇，篇篇说如何做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治理人民。把这些做人的道理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仁”。可见，孔子的学说及其言行都是围绕着一个目的，即通过修己，达到治人，最终实现其政治理想。第三，信仰中强烈的非宗教化倾向。孔子虽然讲天命，强调在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有着一种巨大的客观力量在起作用，他重视对人的研究，把人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他很少讲天道，认为那是虚无缥渺的事，也不轻易谈鬼神。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孔子不看重生死问题，他认为生死是不足惜的，不必留心的，毕生致力于对人道的追求。所谓人道，就是处理社会上人与人关系的准则，治国做人的道理。儒家决不讲“来世”，决不追求死后的“极乐世界”，而明确地重视现世，要求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是儒家的一贯态度。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是王权高于神权，神权为王权服务，与儒家的这种务实精神分不开。孔子主张“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每事问”(论语·八佾)，“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都是求实精神的反映。孔子一生的思想和言行无不体现着入世、用世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以解决社会人生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执著于对政治、伦理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问题的探求，而对于纯抽象思辨不感兴趣。儒家积极入世的价值取向，在孔子这里就开始确立。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之成为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 自孔子之后，先秦的原始儒家的经世精神表现为“内圣”与“外王”。“内圣”强调内在的道德修养，成贤成圣，以其人伦风范“为后世法”。其倡导者可以孟子为代表。孟子也曾提出，读书人的理想应该是“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现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但其侧重点却是修身，因为在他看来:“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经世的出发点是自身，是自身的道德修养；从这里出发，逐步由“身”而“家”，由“家”而“国”，由“国”而“天下”。遵循这个标准，才能“善其身”，“善天下”。孟子特别强调:“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定国矣”(孟子·尽心上)。“外王”强调外在的治平大业，济世济民，以经纶风范“为后世法”。其开拓者可以荀子为代表。荀子也重视“修身”，但更侧重“隆礼”。因为在他看来“礼者，所以正身也”(荀子·修身)。“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孟子进一步强调:“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荀子·富国)。所以，孟子要“隆”的礼，这是“正身”的根本，也是“经世”的关键，对于每一个人，对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都至关重要。 从孔子到孟子、荀子，可以看出经世思想是先秦原始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 先秦原始儒家之外其他诸子学派的墨子倡导“兼爱”、力主“非攻”，反对“不与其劳而获其实”(墨子·天志)的剥削行为，洋溢着“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汉书·艺文志)的高尚精神。法家“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汉书·艺文志)，他们的入世精神自不必说。法家反对“前识”，注重“参验”，强调实行，推崇以耕战为核心的事功，抨击空谈和玄想，执著于现实。用刑罚和庆赏来刺激和制约人们的情欲，而不是用空洞说教来训导人们。这是从功利主义立场表现出来的求实务实精神。名家公孙龙是“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公孙龙子·迹府)。阴阳家邹衍名重于时，“适梁，惠王郊迎”，“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慧先驱”(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若是其学说对统治者无用，他决不会受到这样的礼遇。至于农家、兵家、纵横家的经世精神，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的经世方略之丰富多彩，经世理论之深刻而严整，更是人所共知的。惟有道家有所不同，一直被看作是出世或避世的学派，其实也不尽然。《老子》的思想理路实际上是一以贯之，从宇宙说到人生，从人生说到政治与社会，最后落脚处都是现实问题。《老子》中谈“圣人之治”、“治国”、“用兵”、“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三十三章)，有一种强烈的民本意识和忧患意识。道家对社会人生的关注，与儒家是殊途同归的。《老子》抽象思维程度很高，大讲“玄之又玄”的道，但仍具有务实精神，提出的“知人者智，自者者明”(老子·三十三章)，“祸莫大于轻敌”(老子·六十九章)。至于庄子，他不再讲治道，绝对不与统治者合作，追求无条件的精神自由，揭露“人为物役”的种种罪恶，向往彻底回到自然，返回人类的原始时代。庄子的话中却深深地透露出对人生、生命、感情的眷恋和爱护，在根本气质上庄子哲学与儒家的“人与天地参“的精神仍然接近。庄子学派要“析万物之理”，高度重视自由与必然关系的探讨，反对独断论，表现了一种务实精神。 总之，我国先秦时期的儒、墨、道、名、法、阴阳等诸子都具有经世特征。这个时期的文化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是处于轴心期时期的文化。德国现代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曾这样说过:“以公元前500年为轴心——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的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基勤斯坦和希腊开始莫定。而且直到今天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的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畴”（田妆康,全重远著《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先秦时代是我国的文化轴心期，这个时期的文化具有经世的特征，使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成为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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