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家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4:11:26 未知 孙景坛 参加讨论
摘要：传统至今，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道家的核心思想是“道”。这一说法值得商榷。道作为一个最高哲学范畴，不是道家首先提出来的，也不是道家特有的哲学范畴。先秦百家争鸣的核心问题是政治问题，而非哲学问题，道家的政治思想是“德”。《老子》原名不是《道德经》，而是《德道经》，德是《老子》中最重要的范畴。《黄帝四经》也不是道家经典。只有搞清道家的几个关键问题，才能真正促进道家研究，从而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反思。 关键词：道家；德；德道；黄老；黄帝四经；义政 道家是中国古代重要学派，道家研究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理论界对道家研究非常重视，出版了不少专著和相当数量的论文，但有几个关键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对此，笔者想在这里做一新的探索，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道家的思想核心是“道”吗？ 任何一个学派都有一个思想核心。传统至今，理论界认为道家的思想核心就是“道”。如许抗生先生说：“以道为世界的最后本原，故称之为道家。”（1）这种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 第一，道作为一个最高哲学范畴，不是道家首先提出来的。理论界公认的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其人虽然扑朔迷离，但按司马迁记载的最早的说法为西周守藏史棗老聃，该人略早于孔子。可是，在他之前，道已被由“道路”引伸为规律、法则及最高哲学范畴。如《左传》僖十五年说：“古者大事，必乘其产，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训而服其道”；十九年说：“卫人伐邢，……今邢方无道”；文元年说：“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授，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六年说：“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十五年说：“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日有食之，天子不举，……古之道也”；“礼以顺天，天之道也”等。这些说法，都比老子其人传说的年代早，而且还出现了“天道”一词。 第二，道作为一个最高哲学范畴，在先秦不是道家所独有，而是几乎所有学派的共同哲学思想。如《论语·季氏》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自诸侯出”等；《墨子·尚贤下》说：“为贤之道将奈何? ……有道者劝以教人”；“上欲中圣王之道”等；《荀子·非相》说：“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者异道”；“以道观尽，古今一度也”等；《申子》说：“天道无私，是以恒正”；“地道不作，是以常静”等；《慎子·佚文》说：“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等；《孟子·离娄上》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等；《韩非子·解老》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 等，等等。 第三，道家不是先秦是对道哲学作深入探讨的唯一学派。既然道哲学是先秦所有学派的共同哲学思想，那么发展道哲学就也就不仅仅是道家的专利。在先秦，韩非对道哲学的研究甚至比道家还深，如“以道为世界的最后本原”、“无为而无不为”等，韩非在《主道》中曾做过精辟的阐发：“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漻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老子》对这些都没有说得这么透。 由此可见，不能用道哲学来标识道家，若用道哲学标识道家，无法将道家与其他学派相区别。因为在道哲学问题上，道家与其他学派之间只有量的差别，无质的不同。 道家与其他学派的根本区别究竟在哪里呢？笔者早在拙作《百家争鸣新论》（2）中曾指出：道家与其他学派的根本区别在于政治思想。先秦百家争鸣，是在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的解体和社会应向何处去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百家争鸣的核心就是各家对政治问题看法。百家争鸣之百家的根本区别，也主要在政治上，即政治指导思想的不同。如孔、孟主张“仁政”，墨子主张“贵义”，《孝经》主张“孝治”，慎子主张“法治”，荀子主张“隆礼”，申子主张“术治”，韩非主张“义政”等。因此，划分道家也必须从其政治思想着眼，而不应从哲学着眼。 传统至今，理论界把“道”作为道家的思想核心，是古代思想史研究的一大误区。在先秦，第一个对道家进行研究和评价的是《庄子·天下篇》。但是，《天下篇》并未使用道家这个词，其研究对象只是据说为道家之创始人的老聃. 《天下篇》说他“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这里，一点都未涉及老聃的政治思想，谈的只是哲学，开创了主要从哲学上研究道家的先例。汉初，第一个给出道家一词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亦主要从哲学上研究道家。是后，刘歆的《七略》、班固的《汉志》均袭司马谈，今人的道家研究又袭刘、班，于是此说遂成定论。然而，这是错误的。 二 道家的思想核心是“德” 道家的政治思想是什么？也就是说，道家作为先秦的一个学派，其独特的学术思想即不同于百家争鸣的其他家的思想是什么？任何一个人，只要翻开《老子》随便读上几段，都不难发现：《老子》的政治思想是德。而且，德也是《老子》中最重要的范畴。 《老子》最初又名《德道经》，书中的内容顺序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与后世的《老子》是不同的。后世的《老子》，如王弼本、傅奕本，河上公本等，均名《道德经》，其文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此系后人棗可能主要是被道教篡改所致。在先秦，韩非是第一个对《老子》做过系统研究和阐发的人，他在《解老》和《喻老》中所述的《老子》，其内容的排列顺序便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韩非所见的《老子》应是古本。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老子》帛书甲、乙本，该墓主是西汉初人，死于文帝12年，该帛书《老子》亦应是古本。帛书《老子》甲、乙本亦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韩非在《解老》和《喻老》中所述的《老子》相同。这说明古本《老子》是《德道经》，而非《道德经》。《德道经》与《道德经》虽只一字颠倒，但这充分说明《老子》最重视的范畴是德，不是道。《德道经》被篡改成《道德经》，既反映了自《天下篇》以来对《老子》的误读棗抬高了“道”在《老子》中的地位，使“德”的主导性逐渐丧失；也反映了这种误读造成的危害棗经典被歪曲，思想真原被抛弃。 事实上，在《老子》中，道只是其哲学思想，德才是其政治思想，道只是德的理论基础，道是为德服务的，德比道地位更重要。如《德经》第十四章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第十七章说：“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第二十二章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夫为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这里，虽然德生于道，但治国的根本还在于德，要想“有国”、“ 子孙以祭祀不辍”，必须要“修德”、“ 积德”，“ 重积德则无不克”，而且，“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即德是道的落脚点和归宿。 汉初，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老子》的学说虽用了道家一词，并主要在哲学上对其进行了阐发，但他的道家一词是由“道德家”转化而来的，他最先使用的范畴是“道德家”，而不是道家。如《论六家要旨》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这里尽管他仍将“道”置于“德”之上，但他还未完全忘记，《老子》政治思想是“德”。 由此可见，道家的政治思想亦即思想核心应是“德”。 过去，理论界有人根据《论语·为政》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等论述，认为“德”是孔子的思想核心。对此，笔者在拙作《仁是孔子思想核心新证》（3）中有过明确的辨析，并指出：孔子确曾坚持过“德政”，但他对“德政”理论无任何新贡献，他自己创立的学说是“仁政”，我们只能认为他思想核心是“仁”，而不能认为是“德”。所以，德是道家的思想核心。 三 如何正确理解道家的“德”？ 既然德是道家的思想核心，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道家的德呢？应当说，自《老子》之后，道家的经典也较多，各家对德的具体认识也有许多不同，这里只想就《老子》道家谈点儿带宏观性的问题。 必须指出，德作为一种治国思想即政治思想，不是道家的首创。据文献记载，夏、商、周都曾倡导过“德政”，如《尚书·汤誓》说：“……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罚。”就是说，夏失“德”，汤才征伐夏的；《左传》成二年说：夏禹、商汤、周文武，“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认为夏、商、周都实行过德政；《左传》定四年，在追述周初大分封时说：“周公选建明德，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尚书·召诰》载，周公在总结夏、殷灭亡的教训时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之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此二国命，嗣若功”；并告诫成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尚书·康浩》也说：“文王克明德慎罚……用肇造我臣夏”；《金文·班簋》还提出要“敬德”等。当然，此时的德政是奴隶制的思想上层建筑。 西周后期，随着“厉始革典”即周厉王的改革，周和当时最发达的诸侯国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政在家门的混乱局面下，都相继进入了封建领主制社会，作为西周奴隶制的思想上层建筑棗“德”，也为“礼”所取代。（4）但是，“德”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并未跟奴隶制一起被陈列到博物馆，而是被彻底改造，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思想，即封建领主制的政治思想。《左传》桓二年载，臧哀伯《谏纳宋郜鼎于太庙》中，就对这一新“德政”做了重要探索：“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革咅，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锡、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老子》的德亦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 《老子》对德的改造，可从三方面来理解：第一，把道哲学作为德政的思想基础。西周的德政强调“敬天保德”，即把德与天紧密联在一起，而道家的德则摒弃了天，以道哲学作为其思想基础。如前引《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尊道贵德”就是这一新德政的根本特点。也就是说，划分道家的标准应有两点：一是德，二是道，二者缺一不可。道家的科学称谓应是“德道家”，“道家”棗现名、“德家”棗笔者对其曾用名、或“道德家” 棗司马谈对其曾用名，均不确。笔者在拙作《百家争鸣新论》中将其称作“德家”时曾有说明，并指出其科学称谓应是“德道家”。现在，我们不管对“道家”如何称谓，必须清楚的是：“道家”的内涵不仅仅是道，而是德和道，德比道更重要。 第二，把德改造成了封建领主的思想上层建筑。道家经典《老子》，一方面主张“轻徭薄赋”，说：“人之饥也，以其取食税之多也，是以饥”； 另一方面又主张政体上的分封制：国家“立天子，置三卿”，地方封“邦、国”，“邦、国”下设“家、乡”等，总的理想体制是“小国寡民”。我们知道，“税亩制”与“分封制”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道家坚持这两点，说明其学术性质是封建的。 第三，阐明了作为政治思想的德与作为伦理思想的德之间的关系。道家经典《老子》认为：德政应以伦理道德的德为基础，同时，德政也是对伦理道德的德的理论升华。前引《老子》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以早服，早服是谓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蒂，长生欠视之道也。”又说：“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博。以身观身，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过去，在讲“德”的时候，有人过份地强调伦理道德之“德”，对作为政治思想的“德”有所忽视。对此，《老子》在《德经》开首即批评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可是，传统至今，理论界对这两句话都做了望文生义的理解，如郑抗生先生译道：“上德的人并不求为‘德’，所以实有‘德’。下‘德’的人总表明自己没有离失‘德’，所以实无‘德’。”（5）其实，《老子》这里的“德”不是在伦理道德中打转，“上德”、“下德”也不是指人，而是指高层次的“德”与低一层次的“德”，高层次的“德”是“德政”，低一层次的“德”是伦理道德。这两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作为政治思想的“德”，是“德”的最高形式，由于它不拘泥和不营营于伦理道德的“德”之中，所以才成为“德政”；作为伦理道德之“德”，是德的低一层次，由于它完全沉溺于伦理道德的“德”之中，表面上好像一直在坚持德，然而却丢掉了“德政”。这就提醒人们：“德政”与伦理道德之“德”不是一回事，道家讲的德是具有核心统帅作用的“德政”，而不是泛泛的伦理道德之“德”。 四、《黄帝四经》非道家经典 传统至今，理论界公认的道家经典，如许抗生先生所说：“除《老子》、《庄子》之外，还有《管子》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诸篇，汉初的《淮南子》，晋人的《列子》以及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经法》、《道原》、《称》、《十六（大）经》等。”（6）其中《经法》、《道原》、《称》、《十大经》等又合称《黄帝四经》。他们认为：道家学派内部分两支，一支是“老学”，另一支是“黄学”。 《黄帝四经》就是黄学的主要经典。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认为黄学本质上非道家。 第一，仅以道为根据不能认定《黄帝四经》为道家。过去，理论界将《黄帝四经》定为道家经典，主要根据是道哲学，即《黄帝四经》的哲学思想均为“道”。如，汉人当初就是这样做的，今天许抗生、陈鼓应、余光明等先生亦是这样做的。如前所述，将道家的思想核心定为“道”是不对的，仅以哲学思想来划分百家或道家也是不对的。 第二，《黄帝四经》的政治思想均非“德”。早在1973年，《黄帝四经》刚出土之际，理论界还未弄清楚其究竟为什么著作，一些学者如康立、卫今、高亨、董治安、程武、汤新、唐兰等就曾纷纷发表文章，认为其政治思想属法家。如：197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黄帝四经》，名字就以《经法》来命名；康立、卫今在《法家路线和黄老思想棗读帛书〈经法〉》中明确指出：“《经法》主张实行法治，这显然是法家的观点”；“在《经法》这部书中，道表法里的倾向比较明显，它基本上是法家的作品”；（7） 唐兰也说：“古佚书四篇是法家重要著作”；“《黄帝四经》汉代人虽称为道家，实际上是法家”。（8）其他学者亦都这样认为。应当肯定，这些看法是有道理的。许抗生、余光明等先生在证明《黄帝四经》为道家时，都回避了德这一关键问题。如许先生说：“黄老学是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从老子学说中分化出来的一个道家学派”；“在政治上继承了道家的无为政治，同时又吸取了儒家的礼义仁爱的思想、名家的形名思想、法家的法治思想等。”（9）从他闭口不谈《黄帝四经》的政治思想是否为德，这一根本问题来看，德在《黄帝四经》中无疑不占主导地位。我们知道：道家的思想核心即其政治思想是德，划分道家的主要根据是“德道”。《黄帝四经》只具备其中的一个条件棗道，而且是辅助条件，不是根本条件，因此把《黄帝四经》当做道家经典不科学。 第三，将《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合称为《黄帝四经》本身亦不科学。应当指出，“黄帝书”的出现，始于战国晚期，主要特点是假借黄帝之名来阐发某种学术思想。因此，只有以“黄帝”为主体展开的著作，才可称为“黄帝书”。可是，《黄帝四经》只有《十大经》有“黄帝”之名，其他三经均无。怎么能将其合称为《黄帝四经》呢?另外，对“黄帝书”的思想性质也要具体分析，不能随便将其定位什么家。如《黄帝四经》，康立等先生认为属法家著作，虽比道家说有一定道理，但也不确。《黄帝四经》中《道原》，通篇未涉及政治思想，只谈道哲学，该文可以说是秦汉一篇唯一的哲学专论，不能说它属于哪一家，将其列入哪一家都很牵强。所以，无论说它属于道家经典，还是法家经典，都不对。而且，笔者早曾在拙作《韩非非法家论》（10）、《百家争鸣新论》等文中指出：传统至今，理论界说的法家事实上包含了三个学派：法家、术家、义理学说。《黄帝四经》中的《经法》，一上来就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夫能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11）这是法家的开场白，可断其为法家经典。但《十大经》和《称》的政治思想又与《经法》迥异。《十大经》多次提到“义”，认为“反义逆时，其刑视之（蚩）尤；反义倍宗，其法死亡以穷”（12）；兵征应为“义”，“ 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者。”“所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所谓义也。义者，众之所死也。”（13）治国亦如此，“圣人举事也,合于天地,顺于民,祥于鬼神,使民同利,万夫赖之,所谓义也。身载于前,主上用之,长利国家社稷,世利万夫百姓。”（14）《称》也说：“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大国阳，小国阴；重国阳，轻国阴；有事阳而无事阴；伸者阳，屈者阴；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达阳穷阴；娶妇生子阳，有丧阴；制人者阳，制于人者阴；客阳，主人阴；师阳役阴；言阳默阴；予阳受阴。诸阳者法天，天贵正，过正曰诡，……祭乃反。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予不争。此地之度而雌之节也。 ”（15）因此，严格说来，《十大经》与《称》应属笔者在拙作《韩非非法家论》中所讲的义政学说。 由此可见，在今天理论界公认的道家经典中，《黄帝四经》不属道家，真正的道家应为《老子》、《庄子》等；既使在属于道家经典的《庄子》、《淮南子》、《管子》四篇和《列子》中，也应严格区分哪些文献是道家，哪些是道教，哪些是仙道，哪些是养生学，这些也不能与道家混同。 正确解决道家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它可以使我们真正弄清什么是道家以及如何划分道家。道哲学不是划分道家的唯一根据，只有德和道统一起来才是划分道家的主要根据。道家在本质上是德道家，德是其核心思想即政治思想，道是其哲学基础，离开了德道来谈道家这是不对的。 第二，它可以使我们对道家经典有一个较明确的认识。传统至今，理论界流行的道家经典，只有《老子》最纯正，研究道家应以《老子》为蓝本；《庄子》、《列子》等中均杂有非道家因素，如仙道、道教等；而以《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黄学”本质上不属于道家，乃法、术、义政学说的杂合，应从道家经典中剃除。 第三，它可以使我们加深对百家的认识和有利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先秦百家争鸣的百家与道家一样，主要都是政治学说，研究百家必须要从政治上着眼，传统百家的划分不科学。我们只有从政治上反思传统文化，才能真正弄清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从而把握其真蒂。 注： （1）（6）（9）《中国哲学史通览》，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1月第1版，1998年第三次印刷，第84页；84页；86-87页。 （2）拙作：《百家争鸣新论》，载《安徽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 （3）拙作：《仁是孔子思想核心新证》，载《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4）拙作：《中国古史分期新探》，载《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5）许抗生《帛书老子注译与研究》（增订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二版，第8页。 （7）（8）（11）（12）（13）（14）（15）《经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5月第一版，代前言第5—7页；149页；1页；55页；78页；80页；94-95页。 （10）拙作：《韩非非法家论》，载《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载：《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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