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惨淡知杜甫(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7:11:22 中国青年报 佚名 参加讨论
世上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心甘情愿为杜甫卖命 为杜诗做注是一个庞大而繁琐的工程。 自感“未见有知音”的杜甫，到了北宋时期，成为一个“热门”的大诗人。他的诗被爱好者广泛收罗和编辑，甚至达到一个注杜诗的高潮，有了文学史上“千家注杜”的罕见奇观。 流传后世的杜诗资料浩如烟海。宋人认为杜甫诗“无一字无来处”，特别用心去解释杜诗中的典故，有关讨论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巨细无遗”。 在监狱里还想着钻研杜诗的洪业，出狱后憋足劲儿写出一本杜甫传。此外，他还有一个宏大的构想，那就是出一部杜诗校注。他曾说：“有《杜诗校注》一书如此，庶可以上对古人、下诏来学，丝毫无遗憾矣。” 遗憾的是，洪业并没有能力去实现这个构想，他只是洋洋洒洒地写出杜诗校注的“内容框架”。 留给后人的担子很重。光是收集和阅读各种杜集研究资料，校注组就花去了6年时间。他们穷尽可能地收集有关杜甫的古籍版本。北京、上海、南京等十多个省市和许多大学的图书馆，都被他们不止一次地光顾过。 张忠纲回忆，当年他们几个年轻气盛的大学教师，经常不得不“求人走后门”。他们好不容易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发现一个海内孤本，但图书馆不准外借和看原书，只能看显微胶卷。他们只好求人翻拍出来，又找到新华社的熟人，用刚从日本进口的设备放大出来再看。 一张边缘破烂的发黄书单至今还存放在山东大学。用浆糊黏起来的白纸上印着不同版本的书名，每本书还被编上了序号，一共排了200个号。注杜的人就依照这个顺序找书目，一本本地对比各个杜诗集版本，找到诗句里的“异文”，这就是“校”；再筛选、集纳前人的注释和评论，也就是所谓的“注释”和“集评”。 电子时代还没到来之前，摘录资料和写稿，只能靠最原始的手书。他们先将资料抄写在卡片上，再在专门印制的单页500字的田字格稿纸上“爬格子”。 从打草稿到誊抄定稿，作者们要一笔一画地爬三四遍“格子”。当年，张忠纲握着英雄牌钢笔，用正楷恭恭敬敬地将一页又一页田字格填满。如今，堆起来有一臂高的手稿和装满了抽屉的黄色卡片，以及满屋子的唐诗宋文，一起躺在张忠纲的书房里。田字格里的蓝黑色墨迹，至今还没有褪色。 萧涤非经常跟注杜的几位年轻学者说：“尽管工作很艰苦，但苦中有乐，苦尽甘来，苦也就是甘了。研究杜诗就是要有一股寝食俱废的傻劲儿。” 有时，他还自我安慰道：“说来也有点怪，世上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心甘情愿为杜甫卖命。” 古往今来，确有许多心甘情愿为一个落魄诗人卖命的人。明末清初的王嗣奭，从43岁开始研究杜诗，一直钻研到80岁。有天夜里他躺在床上睡觉，脑子里忽然蹦出一个对《新安吏》的新解，恨不得从床上跳起来，高兴得像个孩子。正如他诗里自白的那样，“忆昔攻诗梦少陵”。 就连跟杜甫国籍不同的人也愿意为他劳心费力。在朝鲜，早在李朝世宗二十五年（1443年），最高统治者动员当时最优秀的学者，花了40年时间来翻译杜诗，直到世宗死了、新主又继位，终于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杜诗译本。 萧光乾回忆说，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注杜事业已经到了“痴”的程度。有一年春节，山东省委领导来家里给萧涤非拜年，他不说客套话，反而“不合时宜”地跟领导们提“《杜甫全集校注》的审稿费”。学校开大会时，他在主席台上，再次“不合时宜”地找校领导“要人、要经费”。 1978年春节，担纲《杜甫全集校注》主编后不久，心怀壮志的萧涤非写了一首《满江红·心声》。词的最后一句是：“誓将心血付‘村夫’，杜陵集。” 这个“村夫”，就是自嘲为村夫野老的杜甫。 注杜之艰难曲折，犹如老杜艰苦备尝之经历 “但恨在世时，读杜不得足！”在儿子为他写的传略末尾，萧涤非添上了这句话。 时隔20多年，萧光乾领会父亲当年的意思，“不足的就是那部迟迟没能完成的《杜甫全集校注》”。 1991年，85岁高龄的萧涤非住进医院。张忠纲记得，躺在病床上的萧涤非还在不停地审阅校注的样稿。 没能熬过那年春天，萧涤非就去世了。在失去学术领袖之后，这个意义重大的集体性学术项目，在长达18年里，几乎陷于停滞。 直到进入新世纪，写好的手稿沉沉地压在箱底，没完成的那部分，命运仍然难以预知。 无法回避的是，向伟大诗人致敬的校注工程，无法逃开现实生活里的纷繁干扰。其中的主要纷扰是人事纠纷。校注小组的成员似乎不容易齐心协力完成未竟的事业。 在《杜甫全集校注》的书评中，谈及这部书历经的波折，唐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有感而发：“我也经历过学术合作的风雨，知道领导与出版方的支持、主事者的大度、合作者的互敬，对完成大项目缺一不可。” 事实上，30多年前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制定的“古代大作家集”，将近半数的命运也不济，至今没有问世。这个试图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出版计划，包括屈原、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王安石、苏轼、陆游、辛弃疾、关汉卿、汤显祖、龚自珍15位最负盛名的大作家。 作为《杜甫全集校注》责编之一，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十多年的胡文骏说：“感觉现在做学术不像过去那么‘融进’。一所学校承担某个项目做起来可能更顺利，而牵涉到几个学校，麻烦会多。” 1984年召开的那次《杜甫全集校注》样稿审定会上，为了一个名利不会落在自己身上的学术项目，学界最优秀的古典文学专家坐在一起各抒己见，“而现在大家似乎更愿意闭门造车”。 中年加入注杜小组的张忠纲，进入晚年却在为这部书的“泥入大海”而忧虑。他时常跟人感叹：“注诗难，注杜尤难。注杜之艰难曲折，犹如老杜艰苦备尝之经历。” 1200多年前，杜甫的命运就像这部后人向他致敬的书一样，颇多艰难和坎坷。曾有人评价，“杜甫是中国知识分子受难的代表。” 杜甫出生在一个有传统的官僚家庭，但是家族声势逐渐衰落。他一生充满政治热情，仕途却不太顺利，只做过左拾遗和成都尹之类的芝麻官。为了“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他始终不渝地接近权力，还向皇帝献过诗，但没得到过重视。 他上书营救好朋友房琯，触怒唐肃宗，被皇帝从政治中心长安驱赶出去。因为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身体在疲于应对幕僚攻击中难以维持，他只好终结短暂的幕僚生活。 他遭遇了剧烈变动的时局，王朝由盛转衰。他的半生在流亡中度过，“囊中恐羞涩，留得一钱看”，填饱肚子都是件难事。他有时写信求朋友接济，或者卖药来维持衣食。穷到极致时，他捡山谷的橡栗充饥，大冬天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单衣，冻得直咳嗽，连渔夫们都觉得这个诗人比他们还可怜。 后来，他住在一叶小舟上。从秋到冬，在湘江上飘荡。公元770年，杜甫在舟上死去，终年59岁。关于他的死因，说法有很多。一种最荒诞的说法是，他饿了很多天，终于得到一位县令送来的白酒牛肉，在痛饮饱食之后，一晚上便死去了。 为杜甫写过传记的著名诗人冯至说过：“他的一生是个不可避免的悲剧。” 所幸的是，起始于1978年的《杜甫全集校注》，虽然“艰苦备尝”，但最终没有以“烂尾”而悲剧收场。 如同一颗明珠从泥潭里被打捞出来，山东大学于2009年重新启动“杜甫全集校注”项目。2012年，这部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 在山东大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协调下，困顿将近20年的杜甫全集校注小组重新开工了。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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