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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惨淡知杜甫(3)


    杜甫的影响绝非局限于诗国,更深的意义是对民族性格的潜移默化
    蒙着灰尘的底稿从箱底里翻了出来,项目蹒珊地迈开步子。而校注小组最初的成员,将近一半去世,健在的也已经老了。
    几经权衡之后,张忠纲成为《杜甫全集校注》的终审统稿人。在几位老成员中,他属年纪较轻的一位。自从进入注杜小组后,他埋头研究杜甫,勤恳地为老杜“卖命”30多年。
    4个年轻的博士生充实了注杜的团队。承担两卷文稿的王培增已经去世,学生宋开玉替他增补完善。还有未完成的六卷,就由赵睿才、綦微和孙维3个博士生来补做。
    就像萧涤非当年嘱咐自己一样,张忠纲时常耳提面命地跟这些年轻学者说,“注杜诗是坐冷板凳的事情”。他还喜欢用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著和学生共勉。
    一个夏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去拜访张忠纲。一进门,他看见“老头穿着个背心裤衩,一个人在那儿干活,桌上堆满纸条”,“真是挺令人感动”。
    张忠纲偶尔会感叹,自己“除了研究杜甫,可以说是身无长物”。他说,年纪越大,越热爱杜甫。
    落魄潦倒的杜甫恐怕难以想象,在他去世后的一千多年里,他和他的诗歌,会如此备受推崇和热爱。
    到了宋代,他的诗歌在庙堂和江湖之间流传,而他本人也成为士大夫顶礼膜拜的楷模。王安石和黄庭坚在他的画像前面感动涕流,理学家朱熹将他和诸葛亮、颜真卿、韩愈和范仲淹并称为“五君子”。
    一个艰难困苦但又心怀天下的儒者形象在后人心里牢牢地树立起来。杜甫忠君爱国,更重要的是,他做到了孟子笔下的“威武不能屈”。安史之乱后,叛军占领长安,众多的唐朝大官投降做了伪官,当时的宰相陈希烈和大诗人王维都屈膝了,惟独杜甫没有就范。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他在朋友的帮助下,从牢中逃了出来。
    杜甫的气节在后人身上赓续。南宋名将宗泽因受投降派掣肘而忧愤成疾,他在临终前长吟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那个做梦都在读杜诗的王嗣奭,明亡后拒不降清,抱着杜集感叹:“吾以此为薇,不为饿也。”
    儒家所推崇的仁爱精神,在杜甫身上也有完满体现。他懂得推己及人,有一次在八月,秋风怒号,把他草堂上的三重茅草都卷走了,茅草有的挂在林梢,有的沉入塘坳;黄昏时风定了,乌云又聚集起来,雨不住地下了一夜,屋里漏得没有一块干土。他从自己的困窘想到流离失所的人们,在无眠的夜里唱起《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莫砺锋写过一本《杜甫评传》。他还在电视节目上讲杜甫,试图向大众普及“杜甫的文化意义”。在他看来,“杜甫的影响绝非局限于诗国,也绝非局限于文学范围,而是广泛地进入了中国民族文化形态的各个领域,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而杜甫文化意义更深层次的体现是无形的,那就是对民族性格的潜移默化”。
    这个民族的性格是多重的。“杜甫坚定踏实的人生态度、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些素质正是中华民族性格中最光辉的部分。”莫砺锋这样分析,“虽说这种民族性格的陶铸不是少数个人的功劳,但杜甫的影响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杜甫的影响甚至超越国界,延伸至儒家文化圈以外的精神世界。美国现代诗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斯对杜甫满怀深情。他认为杜甫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非史诗、非戏剧性诗人,在某些方面比莎士比亚和荷马更优秀,至少是更自然、更亲切”。
    “杜甫所关心的是人的坚信、爱、宽宏大量、沉重和同情,唯有这些品格才能拯救世界。”在西方的文化体系中,杜甫的精神被这样阐释。
    日本有一个研究杜诗的专家吉川幸次郎,平生的一个心愿是到杜甫故里去“朝拜”。他专门用白布做了一件长袍,准备穿着这身庄重的衣服来行礼。可惜那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他到了郑州以后,在那里停留了好多天,没能抵达巩县。最后,直到去世,他也没能踏上杜甫的故乡。
    1300年后的今天,我们该怎样纪念杜甫
    2012年,杜甫诞辰1300周年时,注杜的项目并没有引来特别的关注,杜甫学术研讨会也并非新闻热点,反倒是“杜甫很忙”的涂鸦图片在互联网上像病毒一样传播。
    人们发现,高中语文课本插图中那个骨瘦嶙峋的杜甫一时间铺满电脑屏幕,他一会儿扛着机枪,一会儿骑着摩托,一副“很忙”的样子。
    在纪念杜甫诞辰13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们意外地多了一个讨论的话题,“‘杜甫很忙’究竟是不是网络策划?涂鸦的走红到底是怎样的文化形态?”
    当时,还有媒体评论发问:“若无涂鸦,谁还记得杜甫诞辰1300周年?”
    这些问题让象牙塔里的杜甫研究者綦微很困惑。她扎在故纸堆里,花了3年时间完成《杜甫全集校注》中的两卷,“感觉白头发呼呼地往外冒”。作为学者,她毕恭毕敬地对待杜甫。但是,令她愤懑的是,“有些人对杜甫、对传统文化是一种戏谑的态度”。她也有些忧虑,“普通大众似乎和优秀传统文化有些疏离”。
    在杜甫“忙碌”起来的同时,几家都市报联合起来“拉起一面旗,郑重地,纪念杜甫”,共同征集“杜甫诞辰1300周年纪念方式”。一时间,近万名网友讨论起“1300年后的今天,我们该怎么纪念杜甫”。
    一篇论坛帖子里,作者用有些煽情的笔调写道:“纪念杜甫,是对一个诗人的追思。抚今追昔,1300年,多少人、多少事、多少史诗穿越,但有些情感、有些情怀,今人与故人又有几多差别?”
    在这个不平淡的纪念年份里,《杜甫全集校注》却并没有合乎时宜地成为应景之作。
    当时,作为终审统稿人,张忠纲认为书稿还没有完尽,“不能仓促地出来”。不少人劝他“趁热赶紧出版”,但难以说动这个性格有点“倔”的老专家。
    “这部书是集大成之作,一百年之后也要能称得上高水平。错过杜甫诞辰确实很遗憾,但是也不能为此牺牲书的品质。毕竟,做学术并不是赶工程,也不是为了献礼。”如今,张忠纲语气平静地说道。
    他甚至带着些许遗憾补充了一句:“若不是出版社说这个项目必须要在2014年完成,我会花时间再磨磨。”
    不少喜欢杜甫的读者等不及了。过去的一年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胡文骏经常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一个听上去像是中年的男人一遍遍地问:“《杜甫全集校注》什么时候出啊?”2012年,被列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之后,有媒体报道过这部书即将出版。
    “您是谁?”胡文骏问。
    “我是‘杜迷’。”电话那头答。
    2013年12月29日下午5点多,窗外已是黄昏。张忠纲看完《杜甫全集校注》清样的最后一个字。他长吁了一口气,“感觉如释重负”。(记者陈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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