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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评论:让“经典教育”与儿童同行


    最近几年,“国学教育”登台。在民间层面,出现了孟母堂等“私塾教育”;在高校层面,出现了国学院等“高等教育”,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而无论是孟母堂,还是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都曾引起国人强烈关注,一时间,各种声音纷纷扰扰,于今未歇。
    9月20日,包括《新京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又发表与此相关的新闻:9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与育灵童教育研究院共同成立“经典教育研究中心”,意在结合高校研究与国学经典的普及,开发基础教育教材;同时,让国学专业的在校生参与国学的普及教育。于是,有人惊呼:国学教育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了!
    在这里,“国学教育”与“经典教育”似乎被画上等号,它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国学教育”等于“经典教育”。真是这样吗?恐怕未必。尽管在我国的一些传统典籍中,的确有不少可以称之为“经典”的著作,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学”著作,都可以被划到“经典”之中去。何况,“国学”这个概念本身,至今尚存极大争议,这也就是前一段时间网评的“十大国学大师”出笼时,各方激烈争议的焦点所在。
    所谓“经典教育”,它所包括的,也决不应当只是中国自己的“国学教育”,比如《诗经》、《论语》等图书读物的教育普及,而必须是迄今为止被公认为全人类文明结晶的、所有形式的经典文化作品,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荷马的史诗、米开朗琪罗的雕塑、莫扎特的音乐、巴尔扎克的小说、苏格拉底的哲学、凡·高的绘画……在全球化浪潮日益汹涌的今天,我们更要有这样的深邃眼光、宽厚胸怀、远大抱负、教育理想、文化自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自我封闭的“观天之井”,与世界文明交融。
    真正被举世公认的我们的“国学大师”,无一不是学贯中西。比如陈寅恪先生,自13岁起留学欧美诸国20余年,先后学会日、英、德、梵等十几种语言;而此前,他广泛阅读经、史、子、集等文化典籍,积累了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功底。与这位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的大师相比,我们现在的所谓“经典教育”,是不是有些故步自封、画地为牢了呢?所以,笔者宁愿相信这是新闻报道上的“笔误”,上述议论只是“杞人忧天”,而不希望它真是一些人心目中的“经典教育”标准;否则,我们的“经典教育”也太狭隘了。
    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明源头———各类文化经典,从这个源头汩汩流出的,不是无根之水,而是母性之乳。它不但滋养了民族的先行者,还将继续滋养民族的后来人。可以说,它就像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气势磅礴地奔腾在民族历史的时空之中,当它汹涌澎湃之时,民族的生命力就是强大的、旺盛的;一旦它出现了断流,则民族的生命力就将无可挽救地萎缩,最终像残花一样凋零。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国学教育”是重要的,“经典教育”是必需的。“国学教育”的普及,可以使优秀的中华文明得以代代传承,即便在全球化的时代,也依然能够使中华文明之树长青:“经典教育”的推广,则可以从更深的层次、更高的起点,实现人类优秀文明的共享,进而既提升本民族的文明,也提升整个人类的文明。故此,它的各种教育形式的探索,比如经典诵读等是可贵的;各种教育力量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等模式的创设,比如高校与民间牵手,共同成立“经典教育研究中心”等是可取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必须要做到像鲁迅先生所说,对所有人类文明的结晶,都要“放开眼光,大胆来拿”,让受教育者尤其是儿童,真正能够以经典为师、与经典同行,高起点、高质量、高效率地创造属于自己,也属于本民族和全人类的壮丽人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