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网-国学经典-国学大师-国学常识-中国传统文化网-汉学研究移动版

首页 > 传统文化 > 宗教哲学 >

展望二十一世纪宗教(下)

 

二、面对自然科学与马列主义的长足发展,宗教与科学(其极端表现为“科学主义”)和无神论(其极端表现为借助国家权力对宗教的全面摧残)的关系,经历了从对抗、妥协、屈从,到适应、对话的过程。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进军,宗教面临着科学与无神论的无情挑战。因此,在宗教与科学、无神论的关系上,经历了错综复杂、一波三折的过程。我们先区分二对概念:宗教不等于信仰主义,科学也不等于科学主义。我们尊重科学,发扬科学的精神,但我们不能有科学主义;我们尊重宗教,倡导宗教情操,但不能鼓吹信仰主义。什么叫科学主义?就是把科学看成人类文明、精神活动的唯一标准和归宿。其实,科学与宗教都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方面,它们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不能以偏概全。但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恰恰是科学主义笼罩的时代。对无神论我们应该尊重,因为人有信仰自由。若宗教借助于政治势力对无神论者进行打击,或无神论借助于政治权力对宗教进行全面摧残,都会造成人间悲剧。但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教所面临的两个对手,科学与无神论,恰恰都在这个时候发展到了极端,对宗教产生了难以言说的伤害。现在我们平静地回过头来审视二十世纪,宗教与科学、无神论的关系,经历了从早先的对抗,到屈服与妥协,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重新走向适应与对话的正常轨道。这个过程曲折辛酸,一言难尽。

三、面对世俗社会与世俗文化对宗教的介入与渗透,宗教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主体地位,虽然宗教世俗化运动仍占主导地位,但原教旨主义的潜流日益浮现。前面分析的两条矛盾主线,使宗教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乃至急功近利的倾向,受科学主义的影响,又使宗教偏向理性化。这二方面的原因,使得世俗化成为二十世纪宗教发展的主流。但在这主流之外,依然涌动着原教旨主义的潜流。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后期,宗教开始自觉反省世俗化的弊端,重新审视自己的主体性地位,正本清源、返朴归真的呼声,开始浮出水面。

思想海关”与“宗教走私”

刚才所举的这三条主线此消彼长,呈现出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国家权力对宗教实行了越演越烈的限制、整肃乃至全面摧残。这个过程所造成的恶果,就是使得宗教彻底丧失了在宗教、政治、学术三极中的话语权力和制衡能力。当宗教被剥夺了发言权之后,学术同样不能幸免于难。就这个意义来说,文革结束之后的拨乱反正,事实上是对原先畸形的政教学三界关系的矫正与复位运动。原来畸形的政教学之间的关系,现在要拨乱反正,让上帝的归于上帝,让恺撒的归于恺撒。

这一矫正与复位的过程远未完成,故在社会和思想文化转型期中出现了奇特的“法不归位”的现象。所谓“法不归位”,即在政治、学术、宗教三个领域,出现“越位”或者“缺位”的现象。所谓“越位”,即企图用科学取代宗教,企图用政治干预宗教和学术,企图用宗教干预政治与学术。所谓“缺位”,在当代中国尤指宗教未能取得应有的尊崇地位,善尽其化世导俗的功能。法不归位的现象,不仅对宗教本身造成伤害,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对“宗教缺位”问题及可能造成的危害,我曾写过不少文章。作为一个学者,最悲哀的是他在好多年前提出的警告,最后竟然被不幸言中。比如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华大地上兴起的气功热、特异功能热,被统称为“人体科学”,这里且不谈这场热潮中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以及重蹈“土法炼钢”的群众性狂热。其实当时很多人已经认识到,在“人体科学”的尽头,正是宗教的入处。我当时也曾热衷其中,曾与上海有关高校、研究所和医院的同好们做过实验,也主持翻译过特异功能研究的著作。作为过来人,体会到科学与宗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范式。对待宗教的奥秘,不可能仅用自然科学这把解剖刀,把宗教当成一只小白鼠来研究。但在科学主义和无神论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宗教被看作落后的、总有一天要被克服的东西。所以,面对“人体科学”蕴含的神秘现象,要么是盲目乐观,指望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穷尽宗教的奥秘,最终用科学取代宗教;要么就是打着科学的旗号,实际上是偷运宗教的、甚至是巫术的东西。比如,天台宗的《摩诃止观》、《六妙门》等宗教名著,当时是被当作气功著作,才得以在体育出版社公开出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气功、特异功能热,实际上正是宗教尚处于缺位状态的信仰真空时代,面对着人民群众中日益苏醒的信仰市场的一场大规模的“宗教走私”活动。我们有“思想海关”,宗教不能在宗教场所之外公开传播。而当时的宗教,正在文革的废墟中缓慢地恢复起来,宗教场所和宗教师少之又少,无法满足人民群众中日益增长的信仰需求。既然正统宗教缺位,不能正常地履行弘法利生、化世导俗的职能,走私的宗教水货也就应运而生。结果是令人啼笑皆非,宗教在社会公共领域失语的同时,伪宗教与伪科学却大行其道。这种扭曲的、畸形的道路,必然造成正统宗教的萎缩而外道邪教泛滥的局面。

出于同样的意识形态背景,在号召正统宗教要与社会生活相适应,宗教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时候,很多地方把神圣的、清静的宗教引向了商业化、庸俗化的的邪路。正统宗教的世俗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宗教水货的泛滥。即便是站在功利的角度上看问题,企图把神圣的宗教纳入到政治的、经济的领域,实在是大材小用,舍本求末。结果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从金钱上看也是得不偿失的。

二十一世纪宗教的五个趋向


    基于以上对百年宗教史的简要回顾,下面对二十一世纪的宗教趋势,提出五点看法。
    一、重树宗教的主体性和神圣性。
    宗教的现代化过程,是以大量丧失自身神圣性资源的边缘化效应作为代价的。所謂“边缘化”,就是偏离宗教的超越品格和神圣诉求,仅仅滿足于在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中较为浅层和表层的效应。我们以苹果为例。果核是信仰层圈,即勤修戒定慧的修证。从这个核心出发,不断的向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扩展,然后再把社会、文化层的优秀人士吸引到佛教核心层圈,形成一个良性互动过程。而边缘化的结果,就是把手段当作目的,滞留在社会和文化层面,神圣性资源不断地消耗,很难再回归信仰核心。在宗教边缘化过程中,也就形成了“泡沫宗教”现象,满足于繁忙热闹的表象,盖大庙,造超级大佛像,办大法会,搞大排场。在大量消耗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消耗宗教自身的神圣性资源。
    宗教是客观的社会存在,信仰是人们与生俱起的天性。正统宗教若不能满足老百姓的神圣诉求,必然会有替代品取而代之。所以,面对来自世俗主义和新兴宗教这二个极端的冲击,传统宗教必然反求诸己,回归神圣的信仰根源。宗教界的有识之士,尤其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法师,越是对世俗化不满,越是强调神圣清净的修行。如果说宗教世俗化运动在二十世纪成为主流,那么可以说原教旨主义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宗教的主流。
    我再提出一个论据。自1980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新纪元运动”,至今方兴未艾。表明传统宗教的修行道路,日益得到强调。特别是东方宗教的内证体验,在对治现代化所带来的弊病方面,表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值得注意的是,“新纪元运动”的兴起,也正是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虽然中国的宗教复兴是以大量的宗教走私品相伴随,但若放在整个世界这样一个大背景看,更加证明了宗教向神圣性复归的总体趋势。
    宗教的本质在于对世俗社会的批判与超越,正是对现实世界缺陷的失望和悲悯,我们才会有对神圣世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在继续推进宗教的社会适应和社会关怀功能的同时,宗教的社会批判功能将得到加强。在急功近利、道德沦丧的世俗浊流中,高举宗教的理想主义旗帜,直面社会的弊病与人心的邪恶,履行宗教化世导俗的职能。
    二、宗教思想在对话中和平竞赛。
    记得去年曾在这里讲过:九一一一声轰响,会给中国、会给佛教带来什么?它给佛教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发展空间。全世界60亿人中,信宗教者是80%。剩下的20%里边,包括坚定的无神论者和醉生梦死的非信仰者。我对坚定的无神论者表示敬意,因为他有思想,把无神论作为他的信仰。最让人瞧不上的是那些醉生梦死、死后那怕他洪水滔天的痞子流氓们。在信教人口中,基督教三大派别占33%,伊斯兰教占20%,印度教徒10%左右,而信佛教者只占6%。这是我们看21世纪佛教发展的出发点。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超越地域的藩篱,形成类似佛教“无尽缘起”的全球性文化。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处于类似佛教那种休戚与共、祸福同当的“共业圈”中。虽然解决宗教与宗教之间、宗教与社会各种思想之间的矛盾,还会掺杂有武力争斗和政治干预,但更多的将是诉诸思想上的对话。对话的前提,就是承认各种思想都含有真理性。多元论的宗教观认为:真理只有一个,但发现真理的途径则有无数条。宗教对话不是你死我活的取而代之,而是取长补短的相互共存。它是双向互动和互补的关系,而不是一边倒的同化。在这个意义上,佛教否定创世主及独断论神学、主张主体觉悟的学说,息诤止讼的和平态度,将会被更多的知识分子所认同,从而在信仰市场中取得更大的份额。
    三、宗教组织将趋于社区化、小群化。
    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我们的经济活动高度统一。宗教思想也在对话中越来越普世化。但在宗教组织上,将是越来越趋向于多元,越来越趋向于小型化、社区化。我始终不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展开,宗教组织将以跨国性的巨无霸为主导。在现代化进程中,将会形成一大批拥有恒产、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强调主体性的阶层。原来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教阶制度,现代社会中同政治结合过分紧密的宗教团体,都将趋于衰落。在可见的将来,中国或许也可能兴起连锁店式的超级宗教组织,但更多的将是社会福利性的、社区俱乐部式的、类似基金会的社团组织。与居住社区平行发展的,网络宗教社区也将以现在无法想像的规模发展。在信息化时代,原来需要凝聚巨额宗教经济所从事的社会活动和文教事业,将成为全人类共享的公共资源,或委托专业人士代理。宗教将越来越多地回归精神领域,真正在情感和意志层面上成为个人的私事。
    四、新兴宗教与邪教道门仍将相继登场。
    如果传统的制度性宗教不谈或丧失了处理、沟通神秘经验或彼岸世界的能力,无法满足民众的精神追求,新兴宗教必然应运而生,填补传统宗教留下的信仰真空。但新兴宗教本身在现代化社会中也不能免俗,往往带有“快餐宗教”的色彩,与众生“贪”、“懒”的习性相应。众多邪教道门相继登场,群魔乱舞,仍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一大景观。正如宋儒解释为何儒生走向佛门: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尽归释门。
    1997年我在《“热中有冷”与“热中有乱”----如何看待当前社会的“宗教热”》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不应泛泛谈论什么‘宗教热’。在中国,王权高于教权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正统宗教从来不会对政权造成威胁,相反,它们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因素。在中国历史上,颠覆政府,对社会造成巨大破坏的,是秘密宗教,或曰邪教。这些秘密宗教往往与农民起义结合,而在以往却被不恰当地评价得过高。现在,是正视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五、政治、宗教、学术三者关系趋于合理。
    宗教与学术,本质上是理想主义的。而理想主义是我们这个急功近利的现代化社会的净化剂。宗教在信仰、社会、文化三大层圈中向信仰核心复归的倾向,反映了在政治、宗教、学术三极关系中,重树宗教主体性的社会诉求。在重塑宗教主体性和修证精神的进程中,知识分子独立不倚的诚实研究,将会对宗教的发展,起到一种类似民主政治的监督和制衡作用。
    

乐观的期盼


    宗教总是在现实的缺憾中,给人以理想的期盼。尽管现实中有太多的失望和无奈,但我们对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仍报有乐观的预期:
    在一个经济小康、政治民主、信息开放、资源共享的现代中国,宗教应该无须再为自己存在的必要性进行政治性的辩护,也无须再为自身团体的生存进行生产自救式的经济活动。如同教授、医生、律师、政治家、企业家用自己的本门专业为社会服务一样,社会对宗教师的诉求也将聚焦为:为社会的净化,为众生的精神拯救,提供专业性的指导。
    (据刚晓法师记录稿修订)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