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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道教 - 晋代道教的分化


    两晋道教的大体情况:道教发生于民间,并组织了起义,威胁到统治者,于是从魏晋起,当政者即对道教采取两手政策,一手限制甚或镇压,一手改造和利用。这样的政策促使道教发生分化,加上士族知识分子的加入道教,使道教队伍的成分构成出现新的情况,于是道教的一部分从民间走向官方,演变为官方宗教,一部分则继续活动于民间,组织起事,还有些士族知识分子道徒则隐居山林修道。这是两晋道教的大体情况。
    西晋道教:自黄巾起义失败后,由于太平道遭残酷镇压,而五斗米道张鲁归降曹操后获得高官,与曹氏联姻,具备了比较有利的传播条件,所以米道逐渐流传到原来太平道活动的地方,取而代之,以后改名换姓为天师道,传播南北各地,三国时,曹魏有方术之士甘始、左慈等各有一套道术,这些道术在北方的民众中有一定的诱惑力。建安二十年(公元217)北方瘟疫流行,老百姓都挂起道教的符咒以避疫,可见道教符水治病的传统在这些地方很深厚。东吴有化名于吉的道士在进行宗教活动,主要是以符水治病,其影响上达宫廷和军队将领,下及一般百姓与士兵,终为当政者孙策所杀。还有个叫李宽的道士由蜀入吴,祝水治病,于是避疫的的吏民,依附李为弟子者近千人,升堂入室道术较高的弟子学的是祝水三部符和导引行气,这些人再转相传授,一时徒众布满东吴,动有千许。西晋时,五斗米道在原来太平道活动的地方徐州琅邪郡已经流行,一些士族大家开始奉道,如王氏、孙氏等。孙氏一族中的孙秀成为赵王伦的心腹宠臣,用五斗米道帮助赵王伦作乱。西晋末年蜀地六郡流民拥李特为首起义,特死,子李雄继续率流民战斗,青城山道教首领范长生资给其军粮。李雄破成都后,将范迎到成都,封为丞相;雄称帝后,又加封范氏为天地太师、西山侯;优待其部曲免除兵役,租税归范所有。很显然,五斗米道在巴蜀之地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其首领保持了张陵、张鲁私养部曲、收租税的习惯。
    东晋道教:东晋十六国时,门阀士族信奉道教的家族更多,出现了所谓道教世家,如南方的琅邪王氏、兰陵萧氏、高平郗氏、北方的清河崔氏、京兆韦氏,道教进一步深入上层社会的门庭,成为统治层精神生活的重要组织部分。这时候,南北方都有人托名道士李弘起事,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南北朝。北方有些汉族人士在少数族统治下托言老君治世,具有强烈的民族情绪,他们希望「六夷宾服」,恢复汉族的统治。还有的人期待救世主太上老君降临,使人们摆脱苦难的命运,「天下大乐」。道教在乱世的苦难民众中广泛流传,给他们一线隐隐约约的希望。东晋末年,五斗米道士孙恩利用道教暴动,这场暴动是在东晋王朝侨迁士族和土着士族矛盾的基础上发生的,暴动虽然失败了,但东晋王朝不久也就垮台了。在东汉末到东晋末的短短两百年中,以道教名义组织的起事如此之多,其中黄巾起义和孙恩暴动竟危及东汉和东晋王朝的生命,这迫使统治者思考对策。
    迎合统治者治平天下的需要,一些士大夫出来按照自己的构想改造道教,其代表人物为东晋葛洪。葛洪生在道教世家,叔祖葛玄随从有名的术士左慈学道,被后世道徒尊为葛仙公。葛洪师承仙公之道,并发展起一套有系统的神仙理论,完成了神仙道教的理论建构工作。葛洪本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政治上不得志后,转而独善其身,道教成为他修身养性的最佳补品。他的主要着作是《抱朴子》内外篇,内道用以养生求仙,外儒用之兼济天下,充分体现了魏晋玄学家儒道互补的特色。当时门阀士族急待解决生命问题,幻想不死,葛洪回答了这些问题。葛洪的理论坚定了帝王将相和士大夫们对道教神仙长生说的信仰,他们当中历代都有人服食金丹。葛洪的理论丰富了道教较为贫乏的宗教教义,开了南方道教注重教理研究的风气。更重要的是,葛洪将道教神仙学体系和儒家纲常名教紧密结合,强调修仙必须以遵守儒家伦常为先决条件,这样就将道教改造为符合统治者要求的宗教。
    两晋时代是道教逐步走向上层化的时代,也是道教为士族上层所逐渐认识并加以改造接受的时代,由此引起道教本身的分化。这种情况一直向南北朝延伸。
    参考文献: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第2、3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1卷第3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牟钟鉴等《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中编第404-433页,齐鲁书社1991年版;
    李养正《道教概说》第59-79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