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在西方：典籍翻译与中华文化“走出去”(2)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11:11:15 凤凰网综合 冯俊 参加讨论
一 自译抑或他译：典籍翻译中的译者群体 从1879年英国驻华公使帕克(Parker)于《中国评论》(China Reviews)发表西方第一篇英译《离骚》以来，先后有20多位中外学者参与了《离骚》的翻译，形成了各具风格的版本。译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以汉学家为主的西方学者。除前述译者帕克外，1895年，《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发表了牛津大学汉学家理雅格(James Legge)的《离骚及其作者》(The Li Sao Poem and its Author)。1947年，战地记者白英编撰的《小白驹》收录了《离骚》译本。白英是当时对中国战事报道颇有盛名的美国记者，他编撰的一系列游记和诗歌集反映了战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3]严格来说，这一译本并非白英翻译，因为白英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字所知甚少。对于译本的形成过程，他坦言是“请中国学者翻译那些他们从自己的经验和研究出发认为最适宜翻译的作品，他们的译文由我修改，修改后再呈递给他们，直到最后达成一致的意见”[4]“我的职责仅仅是一个编者和修订者，因为我的中文知识不足以裁决如何去翻译中文诗歌的那些微妙之处。”[5]1959年，英语世界分别出版了两部《离骚》英译本。一部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的《南方之歌》，另一部是美国学者约翰逊的《离骚——一首减轻痛苦的诗歌》。1996年，由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翻译和编辑的宏篇巨著《中国文学选集》中选有《离骚》的译文。2008年，美国汉学家戴维·亨顿(David Hinton)在其所编《中国古典诗歌选集》(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An Anthology)中辑录了《离骚》缩减版的译文。2012年，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夏克胡（Gopal Sukhu）出版了专著《离骚新解》(纽约州立大学中国哲学和文化系列)。2013年，俄勒冈大学博士生马思清在博士论文《翻译屈原的“来世”》中第七章翻译《离骚》全文，其译文占全论文篇幅的一半左右。 二是华裔学者。1929年，华裔学者林文庆（Lin Boon Keng）的离骚英译本《离骚，一首遭遇痛苦的悲歌》（The Li Sao, An Elegy on Encountering Sorrow）由上海商务印刷馆发行。译文旨在宣扬儒家文化思想和西方民主意识。1975年，旅美作家柳无忌、罗郁正等编译了《葵晔集：三千年中国诗选》(Sunflower Splendor: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此书出版时恰逢中美建交、两国开启外交关系之际，迎合了美国国内凝视神秘东方古国的风潮，在美国出版界引起轰动。[5]其中，《离骚》译文由华裔翻译家柳无忌翻译。2008年，犹他州立大学的中文教授吴伏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怎样读中国诗歌》一书中专门论述了“骚体诗”，并附有《离骚》译文以及导读分析。吴伏生的译文主要参考1985年由纽约企鹅出版社发行的霍克斯《离骚》版本，同时以华兹生和宇文所安的《离骚》译本为辅。[7] 三是国内学者。1953年5月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离骚及屈原的其他诗作》（Li sao and other poems of Chu Yuan,1953）里，离骚译文在音韵和格律上严格模仿英雄双韵体。[8]1994年，许渊冲在湖南出版社出版的《楚辞》英译本中收录了《离骚》的译文。他强调再现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9]1996年，译者孙大雨不仅借《屈原诗选英译》中的《离骚》翻译，抒发其遭受政治迫害的深切情感，还通过详尽的注释对原文的历史语境进行了深度探究。2006年，卓振英的《楚辞》汉、英对照本作为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之一出版，其中收录了《离骚》的译文。 从译者来看，纵观一百多年的《离骚》英译史，西方汉学家和华裔学者是中坚力量。大部分人都是学贯中西、治学严谨，有扎实的中西文史知识，在学界享有盛誉。其中，早期的汉学家多有传教士和外交官的职业和宗教背景。外交官出身的帕克，其《离骚》译本尽管在准确性上不能与后来译本相匹配，但是抓住了原诗歌的美学精髓，并伴有强烈的英国浪漫主义风格。其可读性和时效性，对《离骚》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奠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译文中“香草美人”隐喻的整体性意译和对仗句式的运用，都是对中国诗歌传统的继承。难能可贵的是，译者借译文对中国疆土的完整和主权表达了深深的担忧。晚晴时期的《离骚》译者理雅格，尽管从宗教立场上是为了归化中国，但是其文化立场上并未有一种鄙视态度，相反是一种理解的态度。[10]如果将这些早期译文都贴上“西方中心主义”的标签，未免“刻意偏重对抗性”[11]。事实上，理雅格译文中对离骚隐喻体系的渊源和上古文明史的探究，以及对屈原形象的生动刻画都在积极解构和消融“西方中心主义论”。整篇译文形成了充满张力的叙事场，展现出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情感和理解的态度。当代的《离骚》翻译，则有霍克斯、华兹生、宇文所安、柳无忌、吴伏生等翘楚。相较之下，中国国内学者的《离骚》译介则明显不足，张西平曾一针见血指出：“中国学者拥有在中国典籍上取得成功的先例，例如林语堂先生，许渊冲先生，但这毕竟不是主流。”[12] 研究表明，国内对外翻译典籍出版活动从晚清开始，并且分两个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个人翻译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主导模式。[13]新中国成立之后，由国家对外宣传机构主持的对外翻译项目开始大规模，有系统的对外译介中国文学。[14]前一阶段是零碎的，缺乏系统。而后一阶段官方投入巨大，“我国各大出版社开始以丛书的形式集团化出版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作品。目前国内大约有近三十家出版社涉足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出版。”[15]但是由于“翻译时间紧迫，复合型翻译人才严重匮乏，注释少或者甚至直接借助白话文译本来进行翻译。”[16]其翻译质量和传播效果无法与西方出版社发行的西方汉学家译作相互辉映。比如，西方汉学家霍克斯的《南方之歌》中的《离骚》第一版译本是译者历时10年呕心沥血之作，而且在几十年间的几次再版中又有改进和完善。相比之下，国内官方组织的一些大型翻译出版项目中的《楚辞》部分译文分配给对原诗歌内涵和思想性都不甚了解的国内译者，而且要求译者在相对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异常艰巨。   《离骚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