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在西方：典籍翻译与中华文化“走出去”(3)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9:11:51 凤凰网综合 冯俊 参加讨论
二 “归化”抑或“异化”：典籍翻译中的译介策略 1813年，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首次提出了“归化”和“异化”的概念，即以是否侧重译文的译入语文化语境和译出语文化语境为衡量翻译的标准。“译者要么让作者本人不受侵扰，让读者尽可能接近作者想法，要么读者不受打扰，让作者尽可能走进读者”。[17]1995年美国学者韦努蒂（L.Venuti）在文化翻译理论的发展背景下，进一步系统界定了“归化”和“异化”的概念。“归化”是译者试图创作一种“本土化”和“可读性强”的文本，制造一种“流畅透明的假象”[18]。“异化”则是“最大限度反映外国作者的个性和意图，或者国外译作的核心内涵”[19]。显然，“归化”翻译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欣赏性，但是很大程度上使译本“失真”；“异化”策略的目的在于考虑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以保存和反映异域民族特征和语言风格特色，为译文来说译文读者保留异国情调，但是很有可能对于国外读者是晦涩难懂的。 作为两种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绝对的“归化”和绝对的“异化”都是不存在的。国内《离骚》译本“异化”倾向比较明显。前期的《离骚》译本“往往更为忠实于原文本，努力想保留中国文化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诗学特征，而较少关注到西方读者的文化心理和阅读感受。”[20]杨宪益夫妇的《离骚》讲究逐字逐句翻译,但是“这部《离骚》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的复活节鸡蛋和一对煎蛋卷的相似程度一般大”。[21]译本欠缺自然通畅表达的美感，所以与霍克斯译本相比，传播效果相差甚远。许渊冲的《离骚》译本虽然兼具三美原则，但是因音损意问题如附骨之疽，一再为评论家所诟病。[22]后期《离骚》译作的思想深刻性和文字准确性表达欠佳，这可能与“目前国内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总体上存在快、滥和无序的状况”[23]有关。“国内译本都是今译、英译对照，鲜见注释和导读。汉学家的译本，则详加评注，辅以导言、索引，学术气象十足。”[24] 相较之下，纵观整个西方英译《离骚》史，在翻译策略上是从侧重“归化”到“异化”与归化相融共生的一个过程。西方《离骚》英译的初始期，即19世纪的英译本，源语言本土化倾向明显，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归化”翻译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欣赏性。但是，此种译本的准确性不强，在整个《离骚》翻译历史中的影响也甚微。比较典型的是第一个英译本，其译者帕克所处的时代，正值19世纪下半叶，当时整个文学还处在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余音缭绕中。充沛的感情表达、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自由创新的形式，正是浪漫主义诗歌的特点。帕克译本中大量感叹句和反问句，展示了充沛的情感容量。译文采用当时受欢迎的诗体即隔行押韵，则是将离骚纳入目的语文化的一次尝试，客观上对《离骚》在异域推动发挥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诗歌中的措词完全融合英国的文化和宗教语境。原诗歌中“鸷鸟”译文是首字母大写的“鹰”，对于当时的英国读者，“鹰”的意象能引起强烈的阅读共鸣。因为当时浪漫主义诗歌《鹰》是英国民众耳熟能详的作品，其诗文给读者塑造一个高孤而尊贵的英雄形象。译文一部分“缺陷性翻译”完全融合英国的文化和宗教语境。“循绳墨而不颇”的译文“高贵的人服务于国家”，消抹了原文中“像木匠遵守着绳墨不偏斜”的比喻意象，直接套用当时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对女王，对国家的效忠精神。 随着中外合译的加强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持久的影响，西方《离骚》译本“归化”和“异化”愈发趋于平衡。知名出版社经常青睐“归化”与“异化”动态平衡的译本，突出的译本有20世纪后期华兹生译本和宇文所安译本。作为汉学研究重镇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赞助和出版了华兹生的《十三世纪哥伦比亚中国古诗集》。华兹生在译文序言中对《离骚》南方地域性文化特点、隐喻性的儒家政治意味和赋诗独特的“兮”字句文体，进行了“中国化”的阐释。同时，译者从西方人的文化视角，对译文萨满宗教内核和诗歌的戏剧体裁归属问题进行解读。而且，伯顿的《离骚》译文诗歌现代性强，有行云流水的美感。伯顿曾说：“我发现诗歌翻译最好的方法就是尽量多阅读当代美国的优秀诗歌，因为当代美国英语正是我在诗歌翻译中想用的特别语言。我从来没有试图翻译成前现代英语诗歌的风格或形式。”[25]有别于霍克斯译本对格律的考虑，华兹生版本散文化语言特质突出，通俗易懂的句式风格增加了译本的受众群体，是适合美国高校东亚系师生或相关研究者的通识译本。 20世纪末期，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已经初见倪端。宇文所安提出“世界诗歌”的构想，即在不同语境和文化背景前提下的诗歌，体现出差异性、开放性和有效性。“宇文所安的《离骚》译文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动态平衡，消除了西方中心和东方中心的二元对立，在差异中构建交流和交融的途径，从而有效实现中国文学传统在异域的传播。”[26]异质性极强的骚体形式在宇文所安的《离骚》译文中对应古英语半诗体，骚体诗歌“兮”字在译文中空格和标点处理方面结合东方的哀怨美与西方的悲剧崇高精神，突破古代诗歌形式的不可译。处理源诗歌内容对于西方读者“陌生化”的局面中，译者强调原文中的宗教渊源和道家文化阐释,并且兼顾译文的可读性。 从译本传播效果来看，中国化叙事因子浓厚的译本生命力最强。霍克斯、柳无忌和吴伏生译本是所有译本中发行量的佼佼者。究其原因，是这些译本中深厚的中国文化基因带给译本持久的影响力。1959年出版的霍克斯译本，其影响力远远高于同年出版的约翰逊译本。霍克斯译本忠实于原诗歌，典故考据精准，兼具中国文化问题的学术性探究。《南方之歌》是西方第一次学术价值极高的完整英译《楚辞》。其影响深远，后来译者无不以之为标杆性参考译本。该译本以王逸《楚辞章句》为底本，有41处尾注，并且以4页篇幅的附注对文中出现的5处名词在文化渊源上给予解释说明。该译文较之以前的译本无疑具有飞跃性的进展。句式复杂并兼具中式对仗、点缀头韵与尾韵的结合。与白英对屈原《离骚》中的文学价值点到为止不同，霍克斯以欧洲汉学传统的人类学和文明史视角，加以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分析论证了《离骚》中天际遨游、“求女”“两性视角”等涉及文化内核的文学文化问题。 在接下来的50多年里，霍克斯对译本几经修改并由企鹅出版社重版数次。一个译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典籍本身丰富的文化内涵可见一斑。较之旧译本，一方面，新译文已经是具有整体性的文学作品，诗歌中增加了一些预设性悬念，前后诗句内涵相互交织，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新版的诗句单引号明显增多，构建了一个叙事者与作者路径分离的“多声部、复调性质”叙事场；另一方面，虽然旧版注释大部分采用脚注，附录有对“美人、灵修、女媭、兰椒”详细的解释。但限于脚注的页面空间和译者的研究深度，无法就《离骚》背负的厚重文化典故展开论述。然而新版译文更加具体而详实，极大丰富了读者对先秦文化的认知。诗歌中历史典故比比皆是，霍克斯运用西方耳熟能详的故事如莎士比亚历史剧、俄狄浦斯悲剧,将桀纣等一些的历史传奇进行类比性导读。同时，译者以扎实的文史知识,为《离骚》的学术研究提供更多维度和拓展。新版注释具体详实，追根索源力求精准，如对“帝高阳”在政治性、宗教性、神性上的深度挖掘。 1975年，由华裔美籍学者柳无忌翻译的《离骚》在可读性的基础上追求对原诗歌的忠实再现。该书于1975年、1983年、1990年、1998年分别由纽约双日出版社（Doubleday）与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Indiana University Press）出版。2008年，吴伏生出版了《离骚》译本。作为一名在美华裔学者，吴伏生一方面有中西文化消融吸收的学养历程，同时始终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坚持中国诗歌世界化的使命与担当。该译文以三位西方汉学家译本为基础，在诗歌形式凝练和对仗上“中国化”，同时对《离骚》诗歌进行分段导读式分析，用西方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手法揭示《离骚》诗歌的中国文化本土性和文学价值独特性。 上述中国文化因子浓郁的译本之所以在西方的发行出版传播效果高于异质性强的“译本”，体现了西方读者和研究者对中国原汁原味文化日益强烈的需求，也是中国文化自信强有力的佐证。  《离骚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