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在西方：典籍翻译与中华文化“走出去”(4)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11:11:51 凤凰网综合 冯俊 参加讨论
三 “超然”抑或“嵌入”：译者的自身经历与时代背景 翻译研究不仅仅局限于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等量代换，而应该将研究目光投向译者背景、译入国历史和传统等更大范围的问题。比利时学者勒弗菲尔（Lefevere）进一步指出翻译研究一个重要概念“改写”，“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受到两方面的限制：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27]译者对原文有一定程度的调整，嵌入自身的文化体验，情绪以及力图使译文适合译入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时代需求。作为中国古代抒情诗传统的源头之一，《离骚》是历代知识分子个人情绪和民族情怀的容器，其译文改写更容易游走于广袤、动态的意义场域。在一百多年的西方英译《离骚》历史中，译文字里行间中隐藏着时代需求和译者的心灵声音。 19世纪第一个英译本中，帕克对《离骚》的两性视角避而不谈，取而代之的是爱国情怀和浓厚的荣誉感。原文中将诗人担忧君王的诗句“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译为“我不是害怕我自身的灾难，我的恐惧是领土的安危”。原文中表达诗人对朝三暮四的君王怨恨的诗句“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被译为“没有什么能让我如此难过，我唯一害怕的是王国的疆土。”原文中神秘色彩的爱情隐喻完全消解，转而添加了铿锵有力的英雄主义情怀。笔者有理由推测这是一位在中国渡过整个中青年时代的外交官，站在公义的人道主义立场上支持和同情中国人民，表达了对清末中国疆土和主权的担忧。据史料记载，他对义和团运动有较为客观的评价:“外国政府起初以欺骗的手段，获得了土地租赁权和商业贸易权。而后，他们横行霸道，做尽了有辱中国人的事情，这是中国人民为寻求自由和独立的孤注一掷行为”。[28]他还提议“外国军队应该从胶州、大连湾、威海卫、广州湾等中国的土地上撤出，给古老中华帝国以尊严，要对中国的发展给以合情合理的帮助。”[29] 1947年，白英在编辑《小白驹》时，正值中西方面临着共同的人类灾难和现代性危机，民族的界限便不再鲜明，跨文化的沟通反而异常活跃，对他者的集体想象实际上变为对自我的认同。[30]因此，译文深深烙印着当时白英对战时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共鸣。在其序言中，屈原的悲愤被刻画为对暴力、对专制的反抗。与其说是对屈原的解读，不如说是以当时“西南联大”为代表的进步青年，在抗日战争和内战中的一种呼声和政治诉求。译文中多次出现“纯粹”的意象，呼应和强化着译者内心深处“纯粹”的屈原，寄托对黑暗社会的抨击。此外，译文中将“民生”译为“人民的生活”，将“民心”译为“人民的内心”，流露出悲天悯人的情怀，实际上就是当时以闻一多为代表的左倾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和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新世界”来临的热烈期盼。[31] 1959年，美国学者约翰逊出版的《离骚》译本，与霍克斯译本同年发行，却有不同的视角和影响力。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西方人的内心世界充斥着焦虑、怀疑和不安。“西方世界在20世纪中期经历基本生命价值观的转变。因此，我们的文化把关注点从外在的物质主义转向到个人内心兴趣、精神意识和心灵状态。”[32]与东方文化契合的荣格心理分析在当时西方学术界极盛一时。约翰逊译本用荣格的“个性化”心理分析来勾连整个译本的叙事结构，从爱情、政治抱负和人生终极追求三条叙事发展来整合译文。“《离骚》整篇诗歌是个性化斗争的过程，是一种把各种心理活动调节整合成一种整体的过程。”[33]如译者强调“美人”有三种寓意，是情欲，是满载诗人政治理性的“怀王”，更是完全的“自我”。“弃秽”不仅是诗人在朝廷中不能匹敌的邪恶势力，更是诗人缺乏欣赏理解的一种心理困境，是阻碍诗人“个性化”完整的一种阻力。如“忽奔走以先后兮”一句，在原文中展示的是诗人为政治理性不辞奔波的贤臣，译文阐释为诗人自我调节、自我斗争彷徨的轨迹，是“个性化”的一个过程。译者用现代心理学解析诗歌的同时，融合离骚诗歌思想性的思考。“离骚不仅仅是后周时期政治纷争的评论性诗歌，更是前4世纪后期和3世纪早期心灵多面性的反映。”[34]译者认为，在《离骚》诗歌蕴含着儒道两家的思想交织。“诗人的政治观点是儒家的，但是他又是一个彻底的道家，在天际遨游情节中体现他的宇宙观。”[35]总之，整个翻译本质上用荣格的心理分析叙述一位东方诗人的心理个性化过程，在其阐释过程中，糅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立统一的阴阳学说以及儒道思想。 1975年节译版《离骚》的译者柳无忌是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柳亚子的哲嗣，其国学根基深厚，译文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因子。比如“正则”“灵均”的翻译，不同于白英译本中契约的法律和基督服侍意识的表达，传达出儒家的“仁义和平衡”。柳版译文删除了原诗歌中的自沉情节，这种删减寄托着译者一种哀思和儒家的思想取向。柳无忌在美期间所著的《儒学简历》中，对儒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做了高屋建瓴的总结。儒家的此种特质，也是柳无忌在美国动荡岁月中生存和发展的道德倚靠。同时，他对“君子”的行为准则的肯定和追求，无不渗透出传统文人的风骨和特质。“儒学最重要的优点是它的因应能力,这种卓越的品质使它能抵抗住所有的压力和面对所有的困境。”[36]译者深怀爱国情结，对中华文化传播有一种荣誉感和使命感。“我们有光荣的千年历史在我们前面，很丰富的珍藏，却还没有被发掘过，应该利用这良好的机会，试写着长篇的史诗，歌颂着中华民族过去的光荣与文化。”[37]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想，《离骚》中“依彭咸之遗则”的情节与译者的儒家底色不相吻合，译者故而有意删去。同时，柳无忌的挚友朱湘的命运与屈原极其相似。他们都有惊人的文学才华，与俗世格格不入，最终希望破灭，投江自尽。这是柳无忌一生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他不惜追踪两千年前的大诗人，以一死结束了人生的悲剧……我确信着，他不至于白白的活着，白白的死去。他的身体虽被水所毁灭，他的名字并不是写在水上的。”[38]挚友的自杀是译者不愿意接受和面对的事实，柳版译文以过去时态统领全文，过去时态是记录过去的某个具体时间段，是译者潜意识中的一段事，一个人和一腔情怀。柳先生把朱湘一生都定格在过去，他不曾死去。  《离骚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