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夫妻恩情深：文人儒士与妻做“闺蜜”(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6:10:23 中华读书报 赵园 参加讨论
 祁彪佳像 提供了较多关于夫妻日常生活的描写如祁彪佳者，依我的阅读经验，并不多见。正史中的祁彪佳，是为官严正的官僚；文集中的祁氏，其教养与习癖，却十足是风雅文人。一部传世的《祁忠敏公日记》，尽管格于文体，记述嫌简略，作为本篇的材料却已足够珍贵。聊引几则，以见一斑。“与内子闲坐朝来阁，雨后山色，青翠袭人，不觉抚掌称快。”（《居林适笔》）其妻生日，“晚，悬灯山中，与内子观之为乐。”（同上）“与内子至山，令奴子悬灯于水涯，波光掩暎。”（《山居拙录》）日记中多有与夫人同游的记述。如偕其妇买湖舫游江氏、翁氏诸园，“泊于放鹤亭下，暮色入林，乃放舟西泠，从孤山之南戴月以归”；“偕内子放舟于南屏山下，予熟寐于柔风薄日中，梦魂栩栩，为欸乃声所触，醒”（《归南快录》）。游园，看花，观戏，听歌，对弈，访友。甚至行善施济，亦与其妇同行（《山居拙录》）更为难能的，是祁氏躬亲琐务。妇病，为其延医寻药，求签问卜，调治药饵。商氏产一女，祁氏说自己“内调产妇，外理家事”（《自鉴录》）。商氏产女血崩，祁氏“为之彷徨者竟夜”；其妇“体复不安，彷徨终夜”；连日为其妇治药饵，外理应酬诸务，“大之如岁暮交际，细至米盐琐屑，皆一身兼之，苦不可言”。亦如刘宗周与其妇分担家务，是切切实实的一份关爱，也是士夫笔下家庭生活的温馨一幕。祁彪佳对妻商氏的体贴，也要由这种文字，才更能读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关于祁彪佳夫妇，说：“祁、商作配……伉俪相重，未尝有妾媵也。”我在其他处已经说到陈确、傅山的不纳妾，有可能出于对其妇的怜惜，而祁氏的不置妾，更应因了“伉俪相重”；准确地说，应出于祁氏对其妇的钟爱与尊重。 《静志居诗话》：“祁公美风采，夫人商亦有令仪，闺门唱随，乡党有金童玉女之目。”冒襄弟冒褒注《妇人集》，引魏耕语，说祁彪佳“居恒有谢太傅风”，商氏则为当代贤媛之冠（《如皋冒氏丛书》。按谢太傅，谢安）。《妇人集》：“会稽商夫人以名德重一时，论者拟于王氏之茂宏，谢家之有安石。”（按茂宏，王导；安石，谢安）则固有拟祁彪佳于谢安者，亦有拟商景兰于谢安者。商景兰不能比之于李清照、管道昇，但其人确也兼有美貌与才情。祁氏寓山别业的经营，就有她的一份慧心。日记中祁彪佳，与夫人商氏琴瑟和谐，伉俪情深，像是没有狭邪游的记录，却也偶尔会一会柳如是，可证于礼法并不甚拘泥。其人对异性的鉴赏力，商氏对其夫的信任，都可据此推想。商景兰于祁氏自沉后悼其夫，有“当时同调人何处，今夕伤怀泪独倾”句（《过河渚登幻隐楼哭夫子》）。祁、商之为佳耦，也正因夫妇“同调”。既同调，妻也就非夫的附庸。 但祁彪佳于鼎革之际自沉，商景兰却未从死。弘光朝，祁氏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按苏、松，曾招工疏浚院署的水池，指所濬池对其兄说，倘自己率将士战死，“若妻、子则归此。”（《祁彪佳集·遗事》）。濬池，更像是一种姿态，宣示其必死的决心。而自沉前的祁彪佳，与商景兰间应当已有默契。商氏诗作中有《悼亡》一首，曰：“公自成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存亡虽异路，贞白本相成。”说得很朴素坦然，《琴楼遗稿序》中的解释反而显得多余。据《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商景兰大约死于1676年，在丈夫死后生活了超过三十年。上文提到的黄道周妇蔡氏，于黄殉难后也未从死，且享高年，“抚孤立节，寿过九十卒”（《明末民族艺人传·蔡玉卿（石润）》）。 上文说到“友”之一伦有“平等”的意味，这里应当说，对所谓“妻似友”，不宜作过度的想象与诠释。《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范围明确，不但“才女”（上流社会男性的有文学、艺术才华的妻、女，名妓），且“江南”，其时的发达地区——凡此，都不足以例其余，甚至同一地域的其他阶层、社会身份的女性。女性世界中的少数精英在当时，乃是令其他女性望若天人的另一世界中人，属于一些极小的排他的女性圈子。该书引吴颢《国朝杭郡诗辑》记述明末清初杭州才女“蕉园七子”柴季娴与其女友的活动的如下文字：“是时武林风俗繁侈，值春和景明，画船绣幕交映，湖漘争饰，明珰翠羽，珠髾蝉縠，以相夸耀。”季娴独漾小艇，偕其女伴，“练裙椎髻，授管分笺，邻舟游女望见，辄俯首徘徊，自愧弗及”（中译本）——意识到自己的优越，甚至未必不是在刻意显示自己的优越，世家大族向暴富的伧俗人家显示的文化优越。“小艇”、“练裙椎髻”，惟自信其优越也才敢于如是质朴。不妨说，当此场合，“练裙椎髻”也正是身份的证明。 2012年11月 附记 新近刊载于《中国文化》秋季号的讨论“明清之际士大夫与夫妇一伦”的拙文，有“古风妻似友”之目，限于篇幅，删去了大部分内容。即将完成的有关“五伦”中的“夫妇”的讨论，与正在着手的关于“父子”的论题，均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有关论述对话为一部分动机。我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家族论述、妇女论述，引出的讨论、对话迄今仍在继续，却少见来自我所属专业（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回应。 写作上面的一节，亦向高彦颐、曼素恩等先生致意。她们的相关著述中有不少富于启发性的内容，大有助于开启新的思路。《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开宗明义地提出“从‘五四’妇女史观再出发”，说：“伦理规范和生活实践中间，难免存在着莫大的距离和紧张。儒家社会性别体系之所以能长期延续，应归之于相当大范围内的灵活性，在这一范围内，各种阶层、地区和年龄的女性，都在实践层面享受着生活的乐趣。”与本文有关，还说：“在个人层面上，一些女性在学问和文学的世界中，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但在体制层面上则恰恰相反，对女性作家的推崇，反而强化了社会性别区分即‘男女有别’这一前提。”“女性读者兼作者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儒家社会性别体系的强化，而不是它的消亡。受教育女性将其新的文化资源，服务于她的母性和道德守护天职。在博学的母亲和教师的支持和推动下，社会性别体系的基础甚至变得比以前更牢固”（引文均见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 本文所涉及的，是一个较为特殊的面向，不足以“颠覆”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婚姻、妇女等问题的论述，却补充了一些易于忽略的事实。这是有必要一再说明的。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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