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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耐得住大寂寞 做一个传统的中国人


    文/邹金灿
    原文标题:钱穆 凤鸣高岗
    
    在“求新求变”的时代洪流中,这位一代儒宗发出了横而不流者的最强音。(资料图 图源网络)
    1938年,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在此地落脚。日本并吞中国的野心,令战争席卷中华大地。敌我力量悬殊这一现实,使一群当时处于中国最顶层的知识人,感觉到中国可能有亡国之虞。
    距此大约三百年前,满人入关,明代学人目击世变,开始思考如何存续中国固有的文化,于是后人记住了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物。日军侵华,令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之人,在困窘与恐惧中思考中国该何去何从。
    钱穆就是其中一员。与他有同样心情的,还有陈梦家。
    钱、陈二人结缘于燕京大学。抗战爆发前,钱穆到燕京大学兼课,陈梦家恰好在燕大读书,来选钱穆课,喜欢上了上古先秦史。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学人纷纷南下避难,陈梦家来到清华大学教书,成了钱穆在西南联大的同事。
    陈梦家最初以新文学知名,是新月派诗人,引领一时风潮,后来专注于古文字学、古史学的研究。他与夫人赵萝蕤的故事,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赵萝蕤是燕京大学校花,追求者众多,而她独独欣赏长衫落拓的美男子陈梦家,两人终结连理。夫妇二人好交游,在西南联大时是教授们喜欢结交的人物,而他们又特别喜欢与钱穆过从。
    一本石破天惊的书,就缘起于陈梦家与钱穆的闲聊。
    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
    一日,在钱穆住处旁边的草坪上,陈梦家对钱穆说:“先生写一本中国通史教科书吧。”对于这个建议,钱穆拒绝了,他认为,材料太多,而自己所知有限,日后大可仿照赵翼《廿二史札记》的体裁,就自己所知道的撰写长篇来论述,至于那些所知不详的则不涉及。
    陈梦家反对,理由是钱穆这个想法只是为一己学术地位而计,只是令有志治史之人受益,然而,“先生未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亦未为时代急迫需要计。先成一教科书,国内受益者其数岂可衡量!”
    钱穆认为陈梦家言之有理,但表态说此事还得再想想。
    又一日,两人依然在这片草地上聊天,陈梦家向钱穆确认此前的建议。钱穆采取“拖”字诀,认为此事体大,希望日后平安返回故都,等生活安定了再考虑撰写通史之事。
    陈梦家不同意,说:“不然,如平安返故都,先生兴趣广,门路多,不知又有几许题材涌上来,那肯尽抛却来写一教科书?不如今日生活不安,书籍不富,先生只就平日课堂所讲,随笔书之,岂不驾轻就熟,而读者亦易受益。”
    钱穆终于被这位27岁同事的严肃建议打动,当即答允撰写一本中国通史。陈梦家很高兴,但担心钱穆变卦,再次强调说:“先为全国青年祝贺,请先生不要改变今天的承诺!”
    以上两番谈话,催生了《国史大纲》。这可能是钱穆最广为人知的著作。在此书出版之前,钱穆将书中引论发表在昆明的《中央日报》上。文章里,他痛心疾首地表示,“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驳斥了当时流行的“中国古代专制黑暗”、“古代中国民无权、国无法”等说法,主张“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
    
    以上两番谈话,催生了《国史大纲》。这可能是钱穆最广为人知的著作。(资料图 图源网络)
    文章一经刊布,立刻震动学界。
    历史学家、云南大学教授李埏是钱穆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他回忆说,“大西门外有一个报纸零售摊,未终朝,报纸便被联大史学系师生抢购一空。一些同学未能买到,只好借来照抄。下午,同学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聚集小茶馆里或宿舍中,讨论起来。此后数日,大家都在谈论这篇文章。据闻,教授们也议论开了,有的赞许,有的反对,有的赞成某一部分而反对别的部分……联大自播迁南来,学术讨论之热烈以此为最。”
    陈寅恪很欣赏这篇文章,对前来昆明的史学家张其昀说,“最近这里的报纸上有一篇大文章,你一定要读。”张其昀问文章题目。陈寅恪答:“钱穆的《国史大纲·引论》。”
    《国史大纲》并非猝然成书。抗战爆发前,钱穆就已经在北大讲授中国通史课。这门课起初由几名教授各承担一部分,后来变成钱穆一人独力讲授。史学家吴相湘(1912-2007年,湖南常德人)在北大读书时上过钱穆的通史课,他回忆,钱穆上这门课时热情饱满,即使是在严寒的冬天,也经常擦拭额头上的汗。
    在西南联大,钱穆隐居在云南宜良的岩泉寺,根据多年的讲义撰写《国史大纲》。与此同时,他每周还要坐5个半小时的火车,从宜良去昆明,下车后再坐一个小时的人力车赶到西南联大为学生上中国通史课。尽管如此奔波,他从不缺课,极少迟到。有次因为火车晚点一个小时,迟到了20分钟,二百多名学生原地安静等他到来——当时学校的常见情况是,如果铃声响后几分钟内老师还不来,学生就会离开课室。有学生问钱穆为何不提前一天来昆明,这样就不用赶得那么辛苦。钱穆说,写作所需的书籍资料都在宜良,如果早一日来昆明,就少了一日的写作。
    钱穆的弟子严耕望(1916-1996年,安徽桐城人,史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说,“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钱穆的文笔,看《国史大纲》的前言就能感受一二: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节选)
    著名的“温情与敬意”论,就出自这里。《国史大纲》出版后,钱穆在重庆等地进行了多场演讲,阐扬传统文化,激励军民抗战士气,声誉日高。严耕望感叹,“国家多难,书生报国,此为典范,更非一般史家所能并论。”
    公元1232年,蒙古军围攻金国都城,42岁的金国孤臣元好问,亲历这一巨变,写下千古绝唱《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其中有两句诗是,“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意思是说,秋风不用吹拂我的华发,在这个艰难的时势里,正需要我这个人。国家蒙难,元好问决意修史,保存国家命脉。后来的《金史》,不少内容就根据他纂集的材料撰成。
    巧的是,卢沟桥事变爆发这一年,钱穆也与元好问写“沧海横流要此身”时一样,都是42周岁。与元好问不同的是,钱穆除了著述之外,还反复告诉当时的国人:中国必不亡,抗日战争必定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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