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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真是万恶之渊吗(2)


    二、正确评价科举
    百多年来,激进者们一直斥科举为万恶之渊,理由是考生进入考场前的严格人身搜检,侮辱了考生人格;回答试题必须在指定范围内复述书本所言,限制了考生发挥;考试使用的八股文形式更是钳制了考生思想;等等。从而对科举制度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但激进者们在否定科举时却偏偏忘掉了它参与的广泛性、它的公开公平择优任用原则、以及它在实施过程中的高度标准化这些基本点。而西方人正是看到并看重了这些基本点,才赞誉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1],并将其移植于西方政府的文官任职过程之中。
    平心而论,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选官制度史上一次卓有成效的政治改革成果,它所确立的一些基本点,至今也还适用于中外现代干部管理而无可取代。而被激进者们所攻击的科举弊端,都不过是历代实施者们附加于科举骨架之上的皮毛,完全无伤于科举本体。即以考生入考场前的人身搜检为例,激进者们以为是对考生人格的侮辱,但却是科举制为防止某些考生作弊、以保证竞争公平性而采取的措施。因为自开设科举始,考场的弄虚作假舞弊之风也就随之而始。如对舞弊听之任之,必将有一大批庸才蠢才蒙混过关而获得官职,而这对巩固政权却十分不利,是统治者们不愿看到的;同时又会使大批正直的应举士子丧失选拔机会,其中不乏有真才实学者,优秀人才的流失也是统治者们不愿看到的。因此从确立科举制度始,统治者就一直在出重拳对付舞弊者。历代的“科场案”件不断便是明证。试举二例:
    一为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会试科场鬻题案。之所以举这个科场案为例,是因为此案牵连到一位妇孺皆知的书画名家唐寅。唐寅,字伯虎。江苏吴县人。为人聪颖喜书画而不以科举为意。弘治十年(1497年),他听从好友祝枝山的劝说,用去整整一年的时间准备参加科举。弘治十一年(1498年),他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江南乡试并考取第一名(解元),被誉为“江南第一才子”。主考官赞叹唐寅的文笔,便将他中举的试卷带回京城给自己的好友、礼部侍郎程敏政欣赏。弘治十二年(1499年),唐寅与徐经、都穆等举子为参加会试同到北京。到京后,唐寅即随徐经拜见仰慕已久的程敏政并向程敏政求赐文章。考前,徐经不知从何处取得试题并请唐寅代为预作。后在会试中试题果与徐经得到的题目相合。试卷阅完尚未发榜时,副主考对主考官程敏政说出题太难,只有一人答对。程敏政便随口应说:“那是唐寅吧。”此事恰让给事中华昹闻听,华昹立即以程敏政出卖会试试题上奏。皇帝怒而将程敏政、徐经、唐寅、华昹一并下狱,敕令彻查。结果是会试试题有泄漏情事,但出卖会试试题事并无实据。此案的处理是:主考程敏政对试题泄漏负有责任,罢官为民;给事中华昹奏事不实,降级任用;考生徐经不应在考前携带礼物去见主考,革去举人功名;考生唐寅不当向主考求赐文章,除去功名,谪至杭州衙门为小吏。程敏政出狱后不久便郁怒而亡。唐寅则耻于到杭州为吏,从此纵情山水声色,他的第二任妻子受已中式的都穆所诱,席卷家财委身都穆为妾。唐寅于悲愤中给好友文征明写信,自述遭狱破家窘况。
    
    唐伯虎自治印章。印文为“龙虎榜中名第一 烟花队里醉千场”
    对这场无中生有的科场鬻题案,《明史》给出的说法一是官场倾轧,有人想搞倒程敏政而发诬告;二是一些人嫉妒唐寅出众的才学,故将他拖入这一案件。唐寅好友祝枝山则认为是徐经的仇家在从中捣鬼。但无论是诬告者也好,捣鬼者也罢,他们所看重的是国家对科场案件处理的严酷。
    另一为清咸丰八年(1858年)乡试科场请托案。当年,顺天府乡试结束发榜时,人们看到榜上前十名中有平龄的名字。平龄,旗人,著名京剧票友,经常登台演出。按清律,旗人不得为伶,并娼妓优伶不得参加科举。因此乡试榜一经张贴便輿论大哗,御史即向皇帝参劾此次乡试的主考官、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柏葰。经查,平龄的试卷不仅“朱墨不符”,而且墨卷中的草稿不全、朱卷中还有经人窜改过的七个错别字。在所有中式的试卷中,发现有50多本试卷内有严重错误,甚至连在一本试卷中写有300多个错别字的考生也中了举。详查之下,柏葰受贿并被请托调换试卷的证据一一曝光。皇帝大怒,即命将正一品文渊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柏葰及参与贿赂请托者兵部侍郎李鹤龄、同考官浦安、考生罗鸿绎押往菜市口斩立决。柏葰被斩后,副主考左副都御史程庭桂又供认出曾烧毁过几张其子程炳采转来的请托条子,这些请托条子均为当朝高官子弟递送。于是,请托者与递送条子的高官子弟全部被捕。在全体涉案者中,程炳采等少数人被处斩,程庭桂等大部分人被发往新疆军台效力。至此,这场乡试科场请托案才告终结。
    这一假一真两个案例充分说明了科举制度的本身,特别是其原则,是值得赞誉并经受得起历史检验的;被人诟病的科举导至考生思想僵化和科场舞弊现象等现象并非科举制度本身造成,而是由掌控者所持方向及某些参与者人性的弱点所致。因此,我们在判断某种制度的优劣时,一定要十分清醒地看到这种制度的本质而不能被它的表象所迷惑,更不能幼稚到将它的表象视为制度本身。具体到科举制度来说,我们倒是应该摒弃那些激进者百年来的偏颇言行,撕掉掌控者打在科举上的时代印迹,剥去那些蒙在科场上贿赂、请托、枪替、夹带、人身搜检等等丑陋的外衣,还科举制度本身一个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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