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真是万恶之渊吗(4)
http://www.newdu.com 2024/07/02 12:07:24 《孔庙国子监丛刊：2010年 董乃强 参加讨论
将被捆绑在一起的科举与教育二者剥离开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教育的辉煌： 中国自远古时期就开始了教学活动，数千年前的甲骨文中已经有了“教”和“学”字，懂得了育才。如西周时期的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在诸侯会盟的葵丘大会上，盟书中就明确规定要“尊贤育才”。公元前6世纪孔子设立私学、提出“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打破了统治阶层对教育的垄断，把文化知识传播到了民间。孔子认为社会上所有的人，无论其身份贵贱、家境贫富，都有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权利。因此他所收的弟子中，就有南宫敬叔这样的贵族子弟、有端木赐（子贡）这样的大商人、也有城市贫民颜回（颜渊）、“鄙之野人”子路（仲由）和“贱人”冉求（冉有）等各种贫富不等、社会地位不同的人。孔子的这些言行标志着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位真正高举“教育平等”大旗的人。因为在西方，与孔子大体上同时代的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是古代希腊的教师、都收学生、都在提倡教育平等，但他们界定的平等只是在自由民（即“公民”）阶层之间实行，奴隶则被排除在外。（著名的奴隶伊索就是一例）他们所收的学生没有一个是属于奴隶阶层的。故古希腊时代能够接受教育的，不超过当时总人口的10%。  孔子教弟子 据文献记载，孔子的教学活动多为师生问答式的。即老师提问弟子回答或弟子发问老师解答。对不同弟子提出的相同问题，孔子总是根据弟子的不同性格与接受能力给予不同的答复。例如子路和冉有都向孔子提出同一个问题：“闻斯行诸？”即听到一件应该去做的事情就马上去做吗？孔子根据子路勇武莽撞性格回答的是：你还有父兄在身边，怎么能听到就去做呢？应该先征求一下父兄的意见再去做；而根据冉有比较沉着稳健性格回答的则是：听到后要马上去做。 弟子提问 “闻斯行诸？” 回答子路 “闻斯行之。” 回答冉有 “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又如孔子对弟子们提出什么是“仁”的疑问，回答聪敏好学的颜回是：要约束自己的视听言行，使之符合“礼”的要求；回答出身于“贱人”世家、见闻并不甚广的仲弓是：自己不愿意得到的，决不要强加给别人；回答宋国贵族出身、性急多话的司马牛（司马桓魋之弟）的是：仁人就是把话存在心里，忍而不发。 提问 “仁” 回答颜渊 “克已复礼” 回答仲弓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回答司马牛 “仁者，其言也訒” 上述种种对同一提问的不同答复，正是孔子根据对弟子不同性格和接受能力的发现后做出的，体现了他教学的“因材施教”思想与方法。 为锻炼弟子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孔子从不急于把问题的最终答案告诉弟子，而是让他们自行思考、自已找答案，只在他们实在解决不了时才略加指点，使他们他们开启思路、得出结论。这就是孔子在教学中一贯采用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方法。后人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八个字简化为“启发”一词。启发式教学法当为孔子首创。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仅此三点（还有“学思结合”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教学相长”即“三人行必有我师”等等）就足已奠定孔子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尊崇地位。有人把现代教育思想概括为：“以人为本，以发现和开发为指导思想，以培养创造性人才为宗旨。”现让我们把2500多年前孔子的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思想作一对比： 现代教育思想 以人为本 以发现、开发为指导思想 以培养创造性人才为宗旨 孔子教育思想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教以“六艺”，培养君子，“君子不器” 其中，“君子不器”是《论语·学而》中记载孔子的一句话，本意是：君子大德多才，不像一件器皿那样只有一种固定的用途。也就是说，君子不是一件特定的工具，而是一位可以胜任多种工作的人。孔子教学的目的是把弟子都培养成为君子。我们一般都把君子仅只理解成文质彬彬、谦躬有礼、道德高尚的人，而孔子在这里进一步解说君子不只是道德高尚的人，也是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 从上表不难看出，2500多年前孔子提出的教育理念与当今为世界所认同的现代教育理念何其相似！后世儒家如孟子等，对孔子教育思想又多加发挥和发展，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儒家教育体系。儒家教育实际上是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三者紧密相合的大教育和全民教育，舞台上搬演的是忠孝节义、家庭中闲谈的是父慈子孝、官学书院里研习的是仁义礼智、私塾家馆教的是谦恭诚信，全是教人之所以为人的。城镇中自不必说，在普通乡村里，无论是有钱有势的还是一贫如洗的，对教书先生都尊敬有加，一遇大事小情必定要请教书先生拿主意。就连目不识丁的老奶奶都知道要“敬惜字纸”，即写过字的纸不能随意丢弃，更不能用来包东西、擦鼻涕，必须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焚化。这些都表现出了整个社会对教育的极度尊崇，因此中国才有了“礼仪之邦”的美称。总之，我们传统教育的精髓就是教人在社会上做个“至德至善”的圣人、做君子、做好人（即对他人、对人类社会的好和对自然宇宙的好）。成为圣人、君子、好人后，无论再去从事何种工作，就一定能够恪守道德、全心为民。这就是中华民族教育传统的优异之处， 我幼时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门前看到该校的校训，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就是：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社会因教育而光明 仔细品味，我们就会对儒家人生观和儒家教育的价值观肃然起敬。 对儒家教育观肃然起敬的不仅是国人，西方人亦然。如北京一所西方人出资兴建、管理人员及教师均为外籍人士、只收各国在北京工作的人员子女入学的国际学校“京西学校”，不只按国际标准设置了从幼儿园到高三各个年级的课程，还特别开设了中文部。学校开办以来已有4届300多名高中生毕业离校。每届毕业生都身着富含中国元素的短袍，先到万里长城上合影，再集中到北京孔庙大成殿前的月台上举行毕业典礼。典礼上有特邀的孔子后裔对毕业生致词，也有毕业生代表向学校致感谢词。按西方惯例，毕业生代表一定是一位基督教神学学习成绩特别出众者，但自2010届始，改由学习儒学成绩优秀的毕业生作为代表致词。 我们都知道，联合国有一个规定，即每个参加国必须把一件最能象征自己国家的物品放入联合国大厦。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正式成立时，中国政府送去了一幅孔子壁毯；1971年11月15日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后，中国政府又送去了一幅万里长城壁毯。京西学校毕业生在万里长城上留影、在孔庙大成殿月台上举行毕业庆典，充分表达了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尊重。而毕业生人人身穿富含中国元素的短袍、由学习儒学成绩优秀的毕业生作为代表向学校致谢词，则体现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喜爱。 在毕业典礼进行中，该校的法人代表Michael Crook先生询问我：“我很奇怪。我们的毕业生都穿上了有中国元素的毕业服，你们的毕业生怎么还穿我们西方人的学位服？”我无言以答。是啊，西方的学位服是由中世纪欧洲僧侣（传教士）的黑色长袍和头巾演化而来。僧侣（传教士）之所以穿连着头巾（兜帽）的长袍，是为了抵御修道院高大建筑里的阴冷严寒。欧洲之所以用僧侣（传教士）衣着为学位服，是因为欧洲早期大学里的学者都是僧侣（传教士）。我们的学位委员会正继承了百年来全盘接受强势文化教育的传统，在符合所谓“国际惯例”的旗号下，于1994年5月10日下达了统一制作款式、颜色与西方学位服全然相同的中国学位服，仅有袖口处绣长城图案、袍服前纽采用中国传统的布制纽攀、套头三角兜形垂布使用织有中国特色花纹的织锦缎制作这些细微的区别，无怪Michael Crook先生误认为它是西方的学位服。 京西学校毕业典礼上的种种，是不是值得我们每位炎黄子孙扪心自问：我们倒底还有没有中华民族教育的自信与自尊？ 而要树立起我们中华民族教育的自信与自尊，则必始于找回丧失已久的中华民族教育记忆。 注释： [1] H.G.Greel.The Beginning of Bureaucracy in China: The Origin of the Hsi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3, Feb, 1964, p183. [2]“学堂”一名出自汉朝。据《汉书·文翁传》载：西汉景帝时文翁为蜀郡守，建立学宫以教育郡以下各县乡的子弟，人称此类学宫为“文翁学堂”。清末则将仿日式学校称为学堂。 [3] 见A.H.Smith:China and American Today ，p213—p218，纽约，1907。 （原载《孔庙国子监丛刊：2010年》，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11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兰亭集序》中的“修禊事”：源自古老巫术
- 下一篇：刘勰与《文心雕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