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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谈马一浮书法:为弘扬文化卖字筹款刻书(2)


    其身心性命之学,譬如为道,损之又损,收摄于六艺,六艺又收摄于一心。不懂的人,每誉先生浩博,又是懂多少国外语啦;又是弘一称赞他“生知”,说人纵使生下来就每天读两本书,读到八十岁也不及马先生读得多啦。不知马先生乃由博返约之学,不鹜外求,其理学即是心学。
    但写字在马先生,却只是为学而非为道,终生都在临写、学习、为学日益中。一九四一年,他作<远游>写本跋文,说:“说理须是无一句无来历,作诗须是无一字无来历,学书须是无一笔无来历”,不但把作书称为学书,且认为说理、作诗、学书都要无一处无来历。三者均要有来历,看起来一样,其实内涵并不相同。说理无一句无来历并不须因袭古人,其有来历,这个来历就在心、在天理上。称心而说、称理而说,自然合辙。学书之无一笔无来历就不同,须是具体去学习古人之用笔。
    马先生在这一点上下了非常深的工夫,无怪乎沙孟海先生说:“他对历代碑帖服习之精到、体会之深刻、见解之超卓、鉴别之审谛,今世无第二人。”
    由马先生的著作看,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区分。如《复性书院讲录》《泰和宜山会语》《尔雅台答问》等均属于讲道的,谈的都是心得语。对于孟荀老庄墨韩乃至董扬王韩程朱陆王诸子百家之言论曲直是非,很少析判,而是往上拉,收摄于六艺孔子。论书法就迥然异趣,一碑一帖,辨析异同,毫不松懈。
    因此我认为写字对马先生来说,实有特殊的意义:为道日损的生涯,唯有书法,可令他从事另一种为学日益的精神心智活动,与相调济,免于枯寂。
    由精神上说,他的理学,偏于静摄,故有隐士之气象,但其书法却是健动的。动之不已,往往在最末一笔,也就是署名蠲叟的叟字那一捺,还要抖动不止,一捺而作五六动哩!纯由书艺来看,如此署名,类似花押,并不美观,亦并无太大必要。但精神所蓄,余势不尽,没有那几抖几顿是不行的。
    马先生看起来冲淡,其精神其实仍有浓烈的一面,好饮浓茶、喝烈酒。〈谢谢钟山惠普洱茶诗〉说:“平生颇嗜蒙顶茶,众味皆醨一味酽。君知我有玉川癖,为致双团助无念。……时论将如鲁酒薄,唯有武夷胜阳羡。”喜欢四川蒙顶、普洱、武夷一类半发酵或重发酵茶的口味。于酒亦然,〈新历改岁,苏盦贻茅台酒,醉后作〉等诗即可显示他虽是浙人而不喜欢绿茶黄酒,觉其淡薄。
    此等人,岂能真冲淡枯寂耶?但他又数十年不近妇人,浓挚的情感何处发舒呢?无他,即是书法!他告诉弟子王培德说:“吾虽孤独,以世法言,当觉愁苦。吾开卷临池,亲见古人,亦复精神感通,不患寂寞。此吾之绝俗处。”此语,若仅作尚友古人解,那就只说读书就好了,不必谈到临池作字;正因临池对他来说有着发抒意气的作用,故能破其岑寂,对他静摄的生活有调济之功能,所以才会论及于此。
    〈临池〉又曰:“独与神明住,常于异类行。无人知御寇,谁谓弃君平?见月初闻道,临池得养生。未须寻鸟迹,吾已谢闲名”。可见先生作书非为博得书家之名,而是书以养生。是他孤寂生涯中,至为重要的排遣。
    〈自检六十以后写各体书尚有百余册,因题其后〉诗中有几句话也是这个意思:“独向寒潭窥鸟印,似闻枯木有龙吟。归根自得山川气,结习能清躁妄心”。六十以后临写个体书尚有百余册,平生临写之勤,可以概见。而作字以临写为主,亦正是我上文所说,走的是“为学日益”的路子;所得者,乃在之古人之法度。如此临写,看来不属于修心学道,实际上却很能清除他的躁妄之心。枯木龙吟一语尤有味。善观者由他所临写的书迹中,便可看见他仿若枯木般的生命中仍有龙吟!
    要由这个角度看,才能明白写字在马先生生命及学问中的重要性,非只“游于艺”而已,是与其理学相俪并行的另一类学问,如车之双轮,不可或缺。
    他对此是看得很重的,曾对弟子说:“书画之益,可消粗犷之气、助变化之功。吾书造诣,亦知古人规矩法度而已。每观碑帖,便觉意味深长,与程子读《论语》之说相似”(语录类编)。这段话,一方面可印证上文所说,他是长期藉书法以助养、调理内在生命的。另一方面也可说明此种调理修养虽看起来与修道同功,但重点在得古人之规矩法度,这便与读《论语》意似而法不同了。
    换言之,其书法重点在法,与其理学所重在心不同。
    古来书法理论,自然也颇有重心气、讲活法的。如东坡云:“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山谷云:“士大夫多讥东坡用笔不合古法,彼盖不知古法从何出尔”,都是强调心而不重视规矩法度的,认为心才是规矩法度的源头。
    
    马一浮书法作品(二)
    马先生是理学家,理学家论艺,本来均主此说。如吕本中论“活法”或朱子痛骂:“诗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答杨宗卿)都是。马先生理应沿续这个路数,但却没有,他反而较重视法。请看底下两则文献:
    一、〈题宋拓定武兰亭为陈仲弘作〉诗:“昔闻崔蔡论书艺,如饮曹溪谙水味。洵知换骨有金丹,何异邺城观剑器”?
    二、《语录类编·文艺篇》:先生临王右军《曹娥碑》、虞世南《夫子庙堂碑》,出示学者云:自汉碑以下,无论魏晋李唐,结体尽管各不相同,而用笔秘诀则在于笔笔断。如山字、国字、纟旁、示旁、转折处,无一不断,楷隶章草皆然。持碑帖镌刻有显有不显,学者或不悟耳。黄石斋一生学钟王,书非不佳,终有不足处,不知此诀故也。
    马先生论书法,言语虽多,这两条却大体可以概括之。后一条论笔法,前一条论笔势。
    论笔法者,谈的是十分具体的用笔问题,说用笔在转折处皆应断开来,且视此为不传之秘,谓不如此则不能到钟王。这与东坡说:“余尝论书,以为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书黄子思诗集序),可谓截然异趣。东坡求钟王于笔法之外,马先生则于笔法之法,推求得比颜柳还要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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