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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中国的人文修养不是个人主义 也非集体主义


    文/钱穆
    《大学》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此乃中国人所讲人文修养之主要纲目。所谓人文,则须兼知有家庭、社会、国家与天下。要做人,得在人群中做,得在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天下人中做。要做人,必得单独个人各自去做,但此与个人主义不同。此每一单独的个人,要做人,均得在人群集体中做,但此亦与社会集体主义不同。
    ——《历史与文化论丛》
    
    钱穆故居(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中国人好像在五伦中忘失了个人,其实是在五伦中完成了个人。我为人父则必慈,我为人子则必孝。若依个人主义言,岂不为了迁就人而牺牲了我。但以中国观念言,父慈子孝,乃是天性。而且为人子亦必求父之慈,为人父亦必求子之孝。故为父而慈,为子而孝,此乃自尽己心,而亦成全了他人。断非迁就,断非牺牲。此即孔子所谓之忠恕。内本己心是忠,外推他心是恕。己和他同属人,换言之,则同是我。我心即人心,人心即我心。此种人心之同然处,即是人心之常然处。此种同然与常然之心,中国人则名之曰性。我之为我,不在我身与人有别,而在我之心性与人有同。并不是有了我此身,即算是有我,应该是具有了我之此心性,才始成为我。此种我则并非西方个人主义者之超绝的理想我,而是中国人伦观中所得出的中庸的实际我。由超绝的理想我,使我常求超伦绝类。由中庸的实际我,使我只求在人类之心性中完成我。
    但此所谓同然而常然的人之心性,也并不如西方所追求的全体主义。西方的全体主义,又要抹杀个人来完成。中国五伦的人生观,则全体即从个体上见。我为父而慈,即表现了全体为人父者之慈。我为子而孝,即表现了全体为人子者之孝。孝慈由我而言,似是一个别心。由人类心性言,同时即是一共同心即全体心。孔子所谓心之仁,孟子所谓性之善,皆由个别心上来发现出全体心。人生必成伦作对,在成伦作对中,己心他心,相感相通,融成一心。唯其是己心他心相感相通而融成一心,此心之量扩大可至无限,绵延亦可至无尽。故于心起见之我,亦属于无限。
    
    钱穆先生著作(资料图 图源网络)
    因于五伦,而有三事,曰家、曰国、曰天下。我之完成,完成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无限进程中。此三事之无限进程,论其实际,仍只是修身一事。故既不需为要求完成个人主义而逃避全体,也不需为要求完成全体主义而牺牲个人。我之为我,乃与此全体相通合一中完成。有限而无限,无限而有限。
    ——《人生十论》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曾任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教授,创办新亚书院。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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