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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进京记:官至二品为何租房十二年


    文/刘江华
    在曾国藩62年的人生岁月中,生活、居住在京城的时间有将近15年之多,占据了近1/4的光阴。北京城,见证了曾国藩从湖南乡下的寒门士子到御笔钦点进士的喜悦,见证了曾国藩从一名穷翰林到连升四级、职兼五部侍郎的恩宠,见证了曾国藩以扑灭太平天国功臣入京觐见、位居汉臣头班的荣光,也见证了他两次会试落榜的郁闷、京官生活的穷困以及天津教案后进京遭受的冷遇。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也留下了不少疑问。比如,曾国藩连升四级,究竟是不是因为大学士穆彰阿的帮助?比如,曾国藩虽然在北京城居住了将近15年,最后官至二品(相当于部级),却为何没有像左宗棠那样在北京购买过房产?
    
    曾国藩(资料图 图源网络)
    首次进京会试差强人意
    1834年冬天,为准备第二年春天的会试,24岁的曾国藩首次进京并入住长沙郡馆(今前门东大街以南、珠市口东大街以北的草厂胡同一带)——这个地方,和曾国藩颇有缘分,后来任京官时,从1841年起,他就长期管理长沙郡馆;穷困的京官生活,也因此处房租的贴补才多次免去断炊之虞。
    1835年的会试,曾国藩名落孙山。由于第二年即有恩科会试,为免路途往返在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浪费,曾国藩便留在京城苦读。没想到,他再度落榜。此时,曾国藩离家已将近一年半,所带盘缠已经用尽,途经安徽,不得不向在睢宁做知县的老乡易作梅借银百两。
    1838年又有新一轮会试。但此时,曾国藩家连这趟盘费都拿不出来。最后,向族人亲戚借了32缗(大约32两)钱上路,这年正月抵京时,身上只剩下了三缗。此番入京,曾国藩住在内城西登墀堂。否极泰来的古训,在他身上得到了印证——会试中他以第三十八名中了贡士。会试之后的殿试,本来铆足劲想奋起直追的曾国藩,不料只得了三甲第四十二名。按一般情况,三甲人员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大为羞愧,有传言说他当即就想买车南返。要不是有好友力劝,他就不参加后面选拔翰林的朝考了。没想到,最后的朝考,曾国藩获得了皇帝的青睐——先是排了一等第三名,道光帝审核钦定时,读了曾国藩的应试之文,十分欣赏,亲笔将其圈定为第二名。曾国藩也因此顺理成章地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
    
    曾国藩手迹(资料图 图源网络)
    12年的京官生涯
    衣锦还乡一年多之后,1840年正月,曾国藩回到北京,被授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开始为期12年的京官生活。他官运很顺,三年时间就连升四级,由从七品升至从五品,并在1843年6月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挣得五六千两的外快。
    更大的升迁出现在1847年。六月,道光下旨,将曾国藩由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一下子擢为内阁学士(从二品)兼礼部侍郎衔,连升四级。就是曾国藩自己也始料不及,在家书中,他连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又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而曾国藩由七品小官升为二品要员,只用了7年时间。
    1849年曾国藩又升授礼部右侍郎(正二品),正式进入部堂之列(此前的礼部侍郎衔只是挂名,并不管理具体事务)。清制,六部设满汉尚书各一人,从一品;左右侍郎满汉各一人,正二品。此后,曾国藩又奉旨先后兼任兵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也就是说,出任过六部中除户部外的各部侍郎。
    
    菜市口至虎坊桥是宣南文化核心区,也是清朝汉族大臣的主要居住地,曾国藩在京十二年,大部分的时光也在此度过。(资料图 图源网络)
    曾国藩“官升四级、职兼五部”的背后,有传言是时为军机大臣、大学士穆彰阿的运筹。1838年会试,穆彰阿为主考官,因此,曾国藩即是穆彰阿的门生。野史中更有记载: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当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暂歇。第二天到皇宫某处,却发现并非往日等候召见的地方,直到午间,忽又传谕让曾氏明天再来。
    曾国藩回到穆宅,说明这一情况。穆彰阿问他是否留心了那个房间里所悬挂的字幅,曾氏答不上来。穆怅然地说机缘可惜,他“踌躇久之”,最后叫来一个办事科考的仆人,吩咐他立即带上四百两银子去送给某内监,嘱他将某处壁间字幅,秉烛代为录出。又让曾国藩仍在他家下榻,连夜等候阅看。结果第二天召见时,皇帝果然问起那个房间里所悬挂的历朝圣训的内容,曾氏当然能“奏对称旨”。随后皇帝满意地对穆说:“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自此,曾国藩日益受到重用。
    戒了烟却戒不了围棋
    从1840年翰林院检讨(从七品)至1847年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结束翰林院任职生涯止,曾国藩在翰林院居官整整7年。翰林院是国家最高级别的文苑场所,掌编修国史、草拟有关典礼文件等事,公务不多,这7年间,曾国藩得以专心读书。他自己1867年2月时就承认,学问大有进境,就是供职翰林院之后的几年,“余年二十三四聪明始小开,至留馆以后三十一二岁聪明始大开。”这里的“留馆”,说的就是留在了翰林院。
    学古文之法。所谓古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名称,指的是先秦两汉以来用文言写作的散体文,是相对六朝骈文而言的。《曾国藩年谱》记载,1836年留京准备会试时,曾国藩曾下功夫,专门研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作文之法。进入翰林院后,更是有机会当面向桐城派嫡传“高第弟子”梅曾亮请教。
    学修身之道。1841年7月,曾国藩和友人逛琉璃厂书店,并买了一套《朱子全集》。自此,开始了理学修习之路。7月14日这天,尽管天阴下雨,曾国藩还是抽空去拜访太常寺卿、理学大师唐鉴,向其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告诉他,最主要的是熟读《朱子全集》。同样是在这一次请教中,唐鉴向曾国藩推荐了以为修身养性的榜样——倭仁。倭仁,蒙古正红旗人,长曾国藩七岁,后官至大学士,当时也居职翰林。倭仁每天临睡前,都要对从早到晚的一行一动和一思一念认真反省,用楷书写下札记,检讨一番。这些札记三个月装订一册。自1835年至1842年,已经积存三十册之多。1842年10月起,曾国藩开始像倭仁那样逐日记反省札记,将一天下来曾有过的邪思邪念、妄言妄行,记录下来。尽管一度被折腾得头痛、耳鸣、失眠,但这一反省举动曾国藩坚持到1851年,前后将近10的时间。
    反省有不少令人震惊的内容,比如他常晚起,为此在日记中多次痛骂自己“可耻”、“直不成人”;因和好友陈岱云聊天时间过长、说话太多,便在日记中骂自己“真可丑也”;应朋友之邀前往菜市口看杀人,当天便批判自己“仁心丧尽”;晚上和朋友聊天,“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某日在酒席上拍某人马屁,回来后便在日记中痛骂自己“耻安在耶?”;某日席间多看了漂亮女子几眼,便记录,“是日,目屡邪视,直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
    曾国藩这样的反省,能取得一定的效果。比如,曾国藩烟瘾很大,水烟袋不离身。他曾屡次立志戒烟,但屡戒屡复——1841年9月,曾立志戒烟,但没有成功。这年10月,好友陈岱云来访,曾国藩又吞云吐雾一番。客人走后,他又痛骂自己,并将烟袋折为两截,还挥笔在日记中写道,“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者,明神殛之。”连“明神殛之”这种赌咒式的话语都用上了。此后,真的把烟戒了。
    但也有不成功的,比如围棋。曾国藩是围棋迷,几乎每天必下两三局,多时下到五六局(甚至有八九局的记载)。这不只耽误时间,而且常因用脑过度头昏眼花。他在戒烟前后,也下决心想把围棋戒掉,始终没成功。直到临死前多病缠身时,每天还要下两三局。在他去世前一天的最后一篇日记里,还清清楚楚地留下“围棋二局”的记录。这恐怕是曾国藩在“检身”当中最为失败的事项了。
    同治七年的短暂入京
    1852年6月,曾国藩离京,前往江西,准备出任该省当年乡试主考官,随后走向了人生的巅峰——剿灭了太平天国运动。
    1868年11月,曾国藩离开金陵北上赴直隶总督任。正式就职之前,他先行到京接受召见。于1869年1月25日入住金鱼胡同贤良寺。
    屈指算来,从1852年夏间离开北京,到这次重入京门,曾国藩离开京城已有十六年半之久。抵京后连续三天,慈禧等召见曾国藩,并有赐紫禁城骑马等,以示对这位平定太平天国功臣的表彰。
    2月26日,曾国藩参加了专门赐宴朝臣的高规格盛大宴会。宴会厅里,正中面南坐的当然是皇上。大臣们分成东西两侧各四席,东侧的第一桌为满臣,倭仁居首座;西侧的第一桌为汉臣,首座即为曾国藩。对曾国藩来说,这恐怕是一生中所享规格最高的一次皇家赐宴了。
    此次入京,虽然很忙,但曾国藩还是抽空去拜访了恩师穆彰阿和部将塔齐布的家。穆彰阿已过世多年,往日那种家门盛势早已不复存在。见此,曾国藩不胜唏嘘。塔齐布是曾国藩早年创办湘军时的爱将,1855年死于江西。如今,塔齐布兄弟三人均已去世,只留下80多岁的母亲,家境贫困。塔齐布唯一的女儿来拜见了曾国藩,并泣求提携一下她的丈夫。此情此景,令曾国藩十分伤感。《曾国藩年谱》中,就有曾国藩对塔家“厚馈之”的记载。
    曾国藩在京住了一个多月,但只在城内贤良寺住了7天,即搬到宣武门外法源寺居住。
    在京城,曾国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给京官送“别敬”。当年收礼的曾国藩,如今变成了送礼者。此时的他,财大气粗,每年有将近两万两的养廉银,有两淮盐运司和辖下海关孝敬的“缉私经费”、“关费”等规费可供支配,远非当年的穷京官所比。从南京出发之前,曾国藩就随身携带了一张两万两现银的银票,最后送出了一万四千多两。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他自己也承认礼送得不少,“余送别敬一万四千余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亦厚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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