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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汉武帝“建元改制”的风波(2)


    汉武帝在推行“建元改制”过程中的最大政治不成熟,毫无疑问,是他急于改变已行之多年的统治指导思想。汲汲于变“因循无为”的“黄老之道”为积极进取的“儒家教化”。
    自西汉皇朝建立以来,当时统治者始终奉行的统治理论与原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黄老君主南面之术,致力于因循“虚静”,与民休息。这种文化氛围,笼罩着整个汉初政治生活,“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君如文、景,宫阃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处士如盖公、邓章、王生、黄子、杨王孙、安丘望之等皆宗之。”(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司马氏父子异尚》)虽说儒家学说在当时仍有相当的影响,儒生群体在当时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但在官方统治思想“黄老之术”面前,毕竟是处于下风,并没有太大的话语权,“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故充其量,只能看成是一道蓄势待发的潜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景帝到武帝初即位时,朝廷中拥有老资格和特殊权威的政治老人窦太后,是“黄老之学”的忠诚崇拜者与倡导者。她秉持大政,独裁朝纲,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朝廷的真正掌门人,面对她的强势,她的专断,即使贵为天子的汉景帝,也不得不俯首帖耳、委曲求全:“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儒林列传》)
    汉武帝在统治思想的关注与抉择上,则与其祖母窦太后迥异其趣。在他看来,无论是进取还是守成,做到“定天下,万物伏”,提倡君臣父子伦理纲常、强调尊祖忠君的儒家学说,是远胜于“因循虚静”的“黄老之道”的。所以,他要在“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也绌老子”(《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的较量过程中选边站队,以帝王之尊来扭转并改变儒、道思想在政治现实生活中的基本格局,从而为汉王朝的政治统治重新选择在他看来更为合理的指导思想。
    汉武帝是行动派,想清楚后就着手部署落实。需要指出的是:在尊崇儒学的过程中,他是形式与内容相并重的,既有更多的体现形式特点的礼制构建,如建明堂、建制度、易服色、正律历、兴礼乐、行封禅、定军规,等等;更有实质性的统治理论基础的再次抉择,主要官员的岗位调整,具体施政的指导引领,双管齐下、致力于克期成功。一时间,儒学呼之欲出,儒生跃跃欲试。政治文化气氛悄悄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总是有不少人在那里观察和揣度皇上的意图,希望能投其所好、缘夤而进。这本是政治生活中的常态,一点也不让人诧异的,当然,如果自己的想法与君主的思路合契,那就更是一拍即合、天遂人愿了。
    当时,刘彻的左膀右臂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都属于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对儒学并无造诣,对儒生也没有特殊的感情,但是,当看到汉武帝如此热衷儒家的这一套东西,他们就迅速明确姿态,调整立场,跟风而上了。由于他们握有荐人用人的权力,于是就把一些儒生拔擢到相当高的官位上,为重振儒学创造条件,打下基础:“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史记》卷一百零七,《魏其武安侯列传》)
    当然,他们这么做是与汉武帝的内心愿望相吻合的,这样,才能够速见成效:“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赵绾、王臧等人骤至高位,刚开始时尚能注意分寸,比较收敛,不敢过份张扬。所以,其初步的举措还是倡导“设明堂,行封禅”等等,基本上做些形式上的礼仪整顿,而不曾去触动改变“更化”最高统治指导思想这个“马蜂窝”,治标而不治本,所谓“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云云。即在田蚡等人的鼓动、支持下,上奏请立“明堂”以彰显天子权威,筹备“封禅”大典以神化绝对皇权。
    不过,设“明堂”也好,行“封禅”也罢,都是有相当难度的“技术活”,在秦火余烬之后成长起来的赵绾、王臧这批儒生,在知识积累、学术水平方面,乃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能言之不必能行之,能行之不必能言之”,提倡容易,落实困难,折腾半天,似乎成效并不显著,以“崇论宏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为己任的汉武帝见状,多少有些不耐烦了,流露出失望的情绪。赵绾、王臧之流眼见情况不妙,就只好祭出最后一张好牌,请出自己的老师申公培前来帮忙,助自己摆脱困境。
    于是,他们很可能在汉武帝情绪尚好的间隙,将申公培郑重地向汉武帝作了推荐。汉武帝“急病乱投医”,很快地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也许,在他看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大多是理想化的想象而已,大多情况下,老师的学问一般都要胜过学生的。为此,他郑重其事下特诏,将赵、王诸人的老师,著名《鲁》诗学大师申公礼聘入京,以备咨询。当时申公已是80多岁的老翁,“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了,汉武帝生怕“垂垂老矣”的申公经受不起长距离的旅途颠簸,还专门派出了可减轻车辆震动的蒲轮安车去迎接申公,真可谓求贤若渴,体贴关心,无微不至!
    申公这人可不简单,他80多岁可不是白活的,尽管长期僻居乡下,边缘政治,可心里对朝廷政治的动态却是细致入微、了如指掌。政治敏感性这根弦绷得很紧很紧。从他内心的真实意愿说,他对儒学的重振是乐观其成的,也希望汉武帝所倡导的“建元改制”能顺利成功。但他同时又是非常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知道光有善良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看时机是否成熟,“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如果急于求成,往往会适得其反。受这种想法的主宰,申公培到了京师长安后,入住高端的“五星级”的酒店,过着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悠闲生活,可就是保持令人匪夷所思的缄默。既不臧否人物,更不物议时政。显示出一种不可捉摸的神秘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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