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汉武帝“建元改制”的风波(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5:11:45 中华读书报 黄朴民 参加讨论
汉武帝是一个耐不住性子的人。他可不愿投入这么大的成本而请来一座只会吃饭、不会说话的尊神。于是，他一再向申公请教治国安邦之道，希望申公能为大汉王朝统治指导思想转型提供足以服众的建议。在汉武帝这样非常诚恳的态度面前，申公也只能打破沉默，开口说话了，否则真的是太不知趣了。但他的话依旧是十分简洁，简洁到几乎吝啬的程度、即只有简简单单的两句：“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 这里，表面上是申公学风质而少文的体现，即要求汉武帝少摆弄儒家夸夸其谈、繁文缛节那一套，懂得“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少说话，多办实事，实际上，情况并不这么简单，其中实有深意存焉。换言之，这仅仅是谜面，谜底另有意思，需要用极大的政治智慧，方可真正解开这中间的密码。因为在这短短的两句话背后，集中反映了申公所强调的如何在推行新政、发动改革过程中把捏分寸、掌握时机的战略意识。 应该说，申公对汉武帝崇圣尚儒的内心渴望是洞若观火的，对汉武帝不计成本将他从千里迢迢之外迎到京师的动机也是心照不宣的。本来，皇恩浩荡、“投桃报李”、顺着汉武帝的杆子爬，拣汉武帝喜欢听的词儿说话，乃是很合乎情理的事情，这叫做“人情练达，世事洞明”。但是，申公毕竟不同于通识“时务”、善于面谀阿上、曲意逢迎的叔孙通。他出于对江山社稷的负责，对汉武帝事业的负责，也是对自己人格精神的负责，还是要说真话、说实话。 在申公看来，汉武帝的志向可以理解，汉武帝的魄力值得敬佩，但汉武帝急于求成的做法则是错误的，如果一意孤行地做下去，必定是事与愿违、南辕北辙。这种错误，归根到底，是朝廷内外的政治空气依然凝重，推行“新政”的战略时机还不成熟，一味蛮干，只会是欲速则不达，自取其辱。 而申公之所以认为汉武帝在当时推行“新政”属于战略时机不成熟，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汉武帝的祖母大人—窦太后还健在，不但健在，而且还拥有特殊的权力与影响，还喜欢干预朝廷的政治，给前台的皇帝下指导棋。众所周知，窦太后是崇尚黄老之道的，对儒学与儒生并不感冒，“以为儒者文多质少”，汉武帝设明堂，延揽儒生，已让她十分恼怒，“太皇太后已怒”，“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悦魏其等。”（《史记》卷一百零七，《魏其武安侯列传》）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不加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全面推崇儒学，将其取代黄老之学而成为国家统治思想，那么，一定会彻底惹恼窦太后，招致不测之祸。甚至会使得汉武帝在皇帝宝座上能否继续坐下去都会成为问题，毕竟，窦太后才是真正的最高权力者，当年的太子刘荣既可废黜，如今的皇帝又何尝不能更换？很显然，申公对汉武帝一味进取、大搞特搞所谓的“建元改制”做法可能会引起的后果是忧心忡忡的，他希望劝诫汉武帝，提醒他全面改革的时机尚未成熟，现在需要的是曲意顺从、韬光养晦，等待机会，和窦太后熬时间，让自然规律来最终解决问题，笑到最后。 可是申公是明白人，他懂得“疏不间亲”的道理，这种谨慎的政治敏感性，决定了他不会也不敢在汉武帝面前把改革时机不成熟、窦太后活着情况下，一动不如一静，改制“更化”要等窦太后百年之后再启动之类的心里话直言无讳地和盘托出。于是他才“以迂为直”、曲里拐弯说上一通“为治者不在多言”，皮里阳秋、欲说还休，就看你汉武帝是否有悟性，有慧根，能够透过谜面来猜出谜底，知道及时地改弦更张，收敛锋芒了。由此看来，申公对汉武帝真的是充满期望、爱护备至。 不过，此刻头脑已经发热的汉武帝是无法理解申公老先生的良苦用心的。他正沉浸于改制的初步成功的狂喜之中，根本听不出申公话中的弦外之音，也不会去考究谜面背后的谜底。恰恰相反，他也许会看低申公，认为朝廷花大本钱、大老远把他礼聘到京城，是个不尽高明的选择，申公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当然，既已请来了，也不便再送回去，只好多少考虑在“尊老”与“爱才”的份儿上，让申公当一个可有可无、聊备咨询的太中大夫。 老师帮不上忙（或者说是不肯帮忙），汉武帝只好回过头来找老师的学生来抬轿，于是，他更加信任赵绾、王臧等人，倚重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而赵绾、王臧诸人的水平显然不如老师申公，很快就忘乎所以、得意忘形、趾高气扬了，在险恶的政治不归路上死心塌地、死不旋踵地大步行进。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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