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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为何不配合梁惠王?


    作者:凌俊峰
    孟子为战国大儒,魏惠王施行变法时,孟子游学之魏,并与其有许多次会面交谈。这些史事,于《孟子·梁惠王章句》中有许多记载。其中开宗明义的一章中就记载这样一件事: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利而先义,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见梁惠王(资料图 图源网络)
    孟子的“何必曰利”与只言“仁义”,常常被后人视为其“迂远而阔于事情”、不切实际的一大表现。若只从寻章摘句的角度去理解孟子所说的话,的确会给人以孟子大言无当的感受,而我们想真正理解孟子为何要反驳梁惠王的原因,还需要把这一史事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理解。
    战国时期的社会混乱度远远超过了春秋时期,诸侯间的征战,已经从争夺霸主,变为兼并土地。梁惠王要施展一番雄心壮志,招纳贤人,实行强国政治,好在混乱的战国中以力称雄。在这样残酷的大背景之下,道德仁义被视为蔽履,而儒家所追求的“王道”、“民本”价值则可能成为空泛的口号。孟子当时享有盛名,而梁惠王接见当初,就问“您会对我国带来什么好处?”正是忽视了仁政与道德价值,只追求国家利益的一种表现。以利益为最高价值,则在政治实践中,会把其他儒家所认为更高的政治价值——如民本、仁政、道德、礼乐放在从属、甚至可以随意牺牲的位置上,这是儒者所不能接受的。
    孟子反驳“何必曰利”,提出“仁义”为最高价值,并不是不懂得为政与强国之道,而是一针见血的指出梁惠王在战国的环境下,如同其它诸侯一样追求“强国”,其背后之目的,不是真正实现国富民强的王道政治,而只是满足自己“大欲”的一种私心,它带不来人民的幸福安乐,只能带来无穷的战争与动乱,其出发点是相当卑劣的。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孟子接下来提出为政需要“后利而先义”,这才是政治运行的常态。儒者之义利观,并不是完全忽视“利”,而是“利”需要符合“义”的价值、不能为追求“利”而违背“义”,否则就可能导致安定秩序的崩溃,司马迁说“利诚乱之始也”,正体现了这一道理。当然,梁惠王显然不是一个真正把“仁义”当作是政治最高价值的君主,孟子后来说他“望之不似人君”,表明他不过是战国时期无数自私自利君主中的一位而已,儒者显然不会与这样的君主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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