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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改定《大学》有例可循


    《大学》通体融贯、条理分明
    朱子《大学章句》,是对《大学》古本进行改编之后形成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创举。所谓《大学》古本,指西汉戴圣编定、东汉郑玄作注的本子,我们在《十三经注疏》之《礼记注疏》里读到的《大学》,即为古本的样貌。朱子改定本除对原文某些段落和文句的次序作了前后移易之外,最大特色在于将古本析为“经”一章、“传”十章,以首段为经,接下来的十传分释“三纲八目”,遂使《大学》一篇通体融贯、条理分明。
    
    大儒朱熹(资料图 图源网络)
    对朱子别立经传的反对的声音
    然而宋代以来,对朱子别立经传的做法一直存在非议。心学大师王阳明即是反对者之一,认为经传之分“非圣门本旨”,并于明正德十三年重刻《大学》古本行世。清人汪中作《大学平义》,更是大加诋诃,称朱子此举是后世门户之争的肇端。在各种批评声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区分经传是朱子凿空构立、私意为之,史上并无成例可循。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朱子的做法是否真是向壁虚造、于古无征?
    经与传构成整体 先秦典籍中有例可循
    陈槃先生《大学中庸今释》(台湾国立编译馆1966年版)对此说予以驳斥,现概述陈先生的考辨如下。王夫之《礼记章句》曰:“《礼记》之流传舛误,郑氏亦屡有厘正而不仅乎此。”意思是郑玄在注《礼记》时,早已对其中颠倒阙误之处作了改订,不独朱子为然。陈澧《东塾读书记》曰:“《豳风·七月》首章,郑笺云:‘此章陈人以衣食为急,余章广而成之。’然则古人之文,有以余章广成首章之意者。”陈澧指出,以首章为总纲、余下各章继而推广阐明,是古人之文既有的义例。类似的例子还有《管子·心术上》,自开头的“心之在体”至“官之分也”,总论心对人身的重要;以下再顺着这一主旨,加以层层阐发。是故刘绩注《管子》曰:“桉此以上皆‘经’,下释其义。”由此可见,以经统传、以传释经,经与传共同构成一个自洽的整体,在先秦典籍中的确有例可循。朱子区分《大学》经传,正可谓重提这一古老传统。
    前人固然可以批评朱子,我们则不可随波逐流——除非我们觉得自己比朱子聪明。朱子将《大学》抽出来作为培育士君子的读本,并费心厘定经传,难道仅仅具有文献考订层面的意义?还是有着更为深刻的理据和关怀?《大学章句序》里说:“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这莫非意味着朱子的作为与孔子删定《诗》《书》这一“立法”之举有某种内在关联?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不容易的,我们惟有深入《大学章句》的字里行间,虚心涵泳,或能体会朱子的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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