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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十三经》是怎么来的?


    “经学”是中国文化之根柢、古代学术之冠冕,代表着我们这个文明共同体的根本准则与最高智慧,“十三经”则是经学的文献载体。那么,是不是一开始就有“十三经”?这一文献体系的确立经过了怎样的过程?下面试对这一问题略加解释。
    
    儒家《十三经》是怎么来的?(资料图 图源网络)
    “经”之名目起源甚早,《庄子·天运》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后《乐》经早亡,只有五经传世。东汉以前,经和传、记是不同的文献形式,“传”为经书的解释之作,“记”为经书的辅翼之作。如《春秋》经有《公羊传》《榖梁传》,《尚书》经有《尚书大传》;而《礼记》《论语》《孝经》《尔雅》等皆属于“记”。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立《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博士”,标志着由官方主导的、具有国家法典性质的“五经”正式确立。东汉时,经与传记的界限开始模糊。《后汉书?赵典传》李贤注引谢承曰:“(赵)典学孔子七经……受业者百有余人。”“五经”扩充为“七经”,增入了本属于“记”的《孝经》和《论语》。
    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41年),孔颖达奉诏主持修纂《五经正义》,其中《礼》成了《礼记》,《春秋》则附以《左氏传》,经与传记的区分愈加消弭。唐玄宗开元年间,更以《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和《易》《书》《诗》合称“九经”;至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年),又在“九经”基础上增益《论语》《孝经》《尔雅》,扩充为“十二经”,并诏令刻于石碑,开成二年(837年)刻成,史称“开成石经”。由此,传、记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
    《孟子》本为子书,其升格为经书是在宋代实现的(蒋伯潜先生《十三经概论》以为五代蜀刻“广政石经”已有《孟子》,此说不确,蜀石经之《孟子》当系北宋宣和年间补刻)。学界普遍认为,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年)刻成的“嘉佑石经”,已将《孟子》列入,这是《孟子》升入经部的开始(也有学者认为是元代补刻,聊备一说)。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开始将《孟子》列为科举取士的书目;至南宋朱子《四书》一出,《孟子》之为经书遂确凿无疑。南宋绍熙年间黄唐合刻本《十三经注疏》的问世,使得“十三经”这一名称最终确立。
    总而言之,从“五经”到“十三经”的演变过程,是“传”和“记”的地位提升为“经”的过程,也是“经学”的范畴和内容不断丰富的过程。希望笔者的此番梳理,能对读者了解吾国经学史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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