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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应当怎样研究“孔子遗说”(2)


    如何对待“孔子遗说”
    第一,充分估量、正确理解和认识“孔子遗说”的整体性。现存“孔子遗说”,都是孔子思想某种维度和方面的反映,我们应尽可能地将“孔子遗说”合观参验。《论语》绝非研究孔子的唯一可靠资料,其仅为“孔子遗说”材料中“正实而切事者”材料的选辑,远非全体。《论语》类于“语录”,缺乏孔子论说的相关背景与情形的记述,令人难得要领,甚至产生误解。这就需要参考其他文献资料,除《礼记》《大戴礼记》等外,更有《孔子家语》《孔丛子》等重要典籍。其中,《孔子家语》类于孔子弟子笔记的汇编,《孔丛子》则可谓孔氏家学的学案。尤其《孔子家语》,内容丰富、材料真实、价值极高,完全称得上“孔子研究第一书”。
    
    记载“孔子遗说”的重要文献之一—《孔子家语》
    第二,辩证认识弟子“润色”与保存“本旨”的关系。孔门弟子记录孔子言论,旨在保存孔子的思想学说,原本记录孔子思想宗旨,其记录工作的最重要原则应该就是“存真”。然而,耳“闻”与笔“记”之间毕竟有时间差;口头语与书面语之间也会有距离;禀性与学养的不同会在理解上出现偏差;汇纂和编辑时也必有主持者的润色之功。从绝对的意义上讲,现存“孔子遗说”不可能完全是孔子言论的实录。但无论是一般弟子,还是主持汇集的曾子、子思,其主观愿望一定是保存孔子思想学说的“本旨”。由此,我们应理性、客观、辩证地进行理解和把握。
    第三,动态考察与客观看待篇卷分合与文字讹变等情况。随着简帛古籍的出土与研究,人们认识到古书的形成要经过复杂的过程,其间往往有多种传本,且经过若干学者之手,一般都要经过较大的改动变化才能定型。因此,应以一种动态的眼光看待文献传流,各种“孔子遗说”的传流也是如此。对《孔子家语》传流中的各种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就能发现在特定条件下,其文本所出现的文辞歧异、篇卷分合、文字变更等各种情况及其成因。
    第四,遇有时忌或不合时势时往往会改动或调整字词语句。这种情况在汉代较为普遍,其中尤以《礼记》《大戴礼记》的纂辑最为典型。如果将《孔子家语·哀公问政》与《礼记·中庸》相应部分进行比较,就能看出前者中的“尊贤”“笃亲亲”“敬大臣”“子百姓”“来百工”,分别变成后者中的“劝贤”“劝亲亲”“劝大臣”“劝百姓”“劝百工”,动词“尊”“敬”等皆改写为“劝”,透露出尊君卑臣的意涵。如果将《孔子家语》与二戴《礼记》进行比较,类似的例子俯拾即是。发现了这一规律,仅仅从“孔子遗说”文献中,也能将儒学由先秦“德性儒学”到汉代“威权儒学”的这种演变看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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