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读《论语》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1:10:25 中华读书报 狄百瑞 参加讨论
 《论语》（图源网络） 我为本文冠名为“我们为什么读《论语》”，并非要代所有人发言，只是我个人在前人思考、解说基础上的一些阅读体会。自从孔门弟子记录下孔子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教学和嘉言懿行，并且共同阅读、研究、编定它，就深受后辈学子喜爱而代代相传至今。《论语》至今仍然吸引众多读者，是因为它经过了千百年深入研读和审视的历史检验；而不是因为它曾被树为圣典之一（尽管在某些地方确实如此），更不是因为上一代人强加于后人的阅读要求。 《论语》对世人具有普适性——它切合人们共有的恒久不变的核心价值。我已经阅读并在美国大学的东亚人文课堂上和学生们讨论《论语》60年了。实际上，我所说的“我们为什么读《论语》”，是指“我和我的学生们如何一起读《论语》”。为什么不说我如何“教授”《论语》？毫无疑问，老师可以帮助学生阅读、理解文本，但基本上还是学生在自学，在重新发现。像大多数真正的经典那样，是《论语》自身在讲授。老师能做的只是提升读者对文本的直接认识。 这一事实的最新验证，是2008年哥伦比亚大学一名本科生的毕业演讲。他借用《论语》的范式和名句总结自己四年来的学习心得。演讲的开场白就是：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个开场白体现了《论语》丰富的特性和语境。第一句话，任何认字的人都能理解并引用，但是最后一句则特指君子。君子在这里指的是传统的精英之士，这些贵族成员生来具有特权地位，并终将成为统治者。但是孔子强调成为一名合格的君子，必须有令人尊敬的品德。孔子重构了“君子”的理念，将其从传统观念中“尊贵的人”变为“高尚的人”，将其设定为民众效法的楷模——无论其担任何职务，政治上是否成功，君子都是真正的模范人物。 这三句的修辞、语气既不是直率断言，也不是强制命令，而是期待着听众做出回应，能根据自己的生命体验来验证其中的真理。在某种程度上，孔子只是平易近人地说一些人们已然感知于心的东西而已。 这不是先知们振聋发聩的声音，也不是神坛上的宣讲布道。《旧约》中的先知们总是先和上帝对话，然后将上帝的指示传达给子民。而孔子是直接和我们对话，让我们认知天理就在我们身边。 我在这里将孔子的教诲和《旧约》中的先知稍作区分，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共通之处。他们都用完美的标准来要求、衡量君王及其他统治者的言行；并且含蓄地说明每个人都对他人负有责任，这些教导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在孔子这里，自我修养成为君子的方法十分个性化，与其他文化传统有显著不同，却都是对理想人格的一种实现。儒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论语》中这样将理想人格解释为日常生活规范的一种自然发展。 在上述引文之后，《论语》讲到修养过程是建立在日常生活基础之上的，最基本的是养成体面合礼的举止，首先是如何对待父母，其次便是兄弟。这是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品质。所以，紧承首章的下一章总结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这种对初入世者富有吸引力的措辞告诉人们，生活过程是人际互动的过程。对他人要有人道关怀、仁爱精神。“仁”被视为君子的最高美德，具体要求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对所有人来说，必须循序渐进才可能有圆满的结果。把孝悌作为种子加以精心培育，才能开出美丽的仁爱之花。从这个角度来说，孝悌可谓是儒学的遗传基因，不仅头等重要，其终极发展即是仁爱。 世人普遍认为孝悌是最富于儒学特性的美德，这个观念并非外国观察家的错觉或现代误读。儒家最早的批评者墨子，就认为儒者的家庭观念近乎偏执。上古的法家也就此问题和儒家学者争论不休，认为根植于孝悌的家庭伦理，是对社会公德更大程度上的损害（墨子确实如此认为）。后来佛教传入中国时，儒家学者所表现出的排斥也充分证明了儒学对孝悌的坚守。 在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注意到《论语》中另一处谈论孝悌的地方：孟武伯向孔子问孝，孔子的回答简洁而颇为含混费解：“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古代注家倾向于将此解释为：子女的基本任务就是善待自己，使自己的身体和道德都没有亏损。无疑，这是孔子教学与实践的一个鲜明持久的特色。儒家将人视为身体存在的浓厚意识，为反对佛教怀疑人的物质存在的真实性提供了动力。这里隐含着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就是孝子理应回报父母的关爱。孝顺是对父母之爱的回报，它体现了儒学互惠的基本原则。从这个角度看，孝顺并非要求子女对父母盲从的绝对标准，而是某种程度上以父母之爱为前提条件的相对标准。但在上述引文中，父母之爱被视为理所当然，这也是隐含在孔子言论中诸多前提之一。《论语》记载的另一件事也强调了这一点： 孔子的弟子宰我问：为父母服丧三年的习俗能否减为一年？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在这个事例中，孔子表现出对发自内心的伦理行为的尊敬，同时也认为互惠标准普遍适用。这个标准认定：自然感情影响并推动个人行为，伪装的美德毫无益处。相互间的自然感情产生于常规的生命历程：从出生、婴孩到成人，正如前例所说，这个过程就是仁爱的根源。 孔子与叶公的对话强调了自然情感的首要性产生于家庭：“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也就是说，家庭的亲密甚至高于国家法律，因为作为公共信任基础的家庭内部信任一旦被破坏，国家也将无以维系。 在此之后，情感首要性高于理性的推论在《孟子》中被再次确认。孟子将人之善性定义为良知。他进一步将父母与子女间的纽带定义为“亲情”而非孝道，当作义的初阶来培养。 《论语》的开端乃至全文，语言表达和理性都会影响人的日常行为。个人所学、所说会被情感和是非之心共同引导，这是很重要的。 《论语》最早谈到“仁”的地方包括：“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尽管学习的重要性早在《论语》开篇已被强调，在东亚诸多思想中儒学尤以理性闻名；但孔子始终坚持德重于文，尽管后者关系到文明生活，《论语》也早已给予相当的重视。 我们从《论语》开篇就看到，学习之路始于与他人交往，终于君子立身、立言、立德。这不是激进之徒所主张的绝对自主，而是一种个人中和的状态。这个观念，加深了我们对儒学将君子树为仁爱楷模的价值体系的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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