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庙右学 文事武备：龚鹏程谈当代书院(4)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8:10:14 教育家 佚名 参加讨论
化民成俗：批判现代，走向未来 记者：您对大陆新一代的“新儒家”，如蒋庆、秋风等学者是否了解？对所谓“儒家宪政”的问题有何看法？ 龚：这些学者我都很熟悉也很尊敬，但我不太参与他们的讨论。他们一直要谈论“儒家宪政”，但却忽略了几件事： 第一、在大陆现在的体制中，谈这些问题，实质效用不大，再谈十年，恐怕也收效甚微。我们现在能做的是什么呢？“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我们需要从能够做的事情做起。 第二，谈宪政，仍然是在套用西方政治哲学的格局在谈，包括公民等概念。中国并无公民的概念，公民是西方的概念，而且是个非常落后的概念。它将人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公民；一种是非公民，如妇女、小孩、奴隶等。一个城邦中，只有少数年长的男人才称之为公民。 中国没有这个概念，但并不代表中国落后，它恰好进步在：无论女人、小孩都是人，只有“人”这样一个概念。西方世界发现“人”是很晚的。而中国古已有“天地人”三才的概念。陶渊明《诫子书》中说“彼亦人子也”，仆人也是人，你要善待他。公民这个概念和中国古已有之的“人”的概念相差很远、落后很多。我们现在只是靠着它来重建国家体制新秩序，来培养公民素养等。 公民这个概念的源头是国家，如雅典城邦，必须有政治控制的实体。人民让渡权力给政府，而成为它的公民。套用西方政治论述来谈论“公民”，与中国有许多格格不入之处。在中国，没有权力让渡问题。老百姓的权利是“天”赋予的，主政者无法剥夺我的权利，我也没有让渡给你。不存在让渡权利一说。 “树新民”这个意愿和想法还是要“启蒙”而已。以前的思路是让民众启蒙，现在则是要求执政者启蒙，打开思路，改造政治体制。 我不太参与这路讨论。我的想法是：第一、我的身份不适合在大陆谈这些，如果我也谈政治体制改革，谈宪政，会先让我很多事情无法开展。第二、我是做过官的人，特别能了解在政治上谈论这些事宜无用。我后来办学，就是因为原先的想法是希望通过政治体制变革进行改革，当时雄心勃勃，但后来放弃了，完全没有可能。 阻力来自于政治体制背后的思路，姑且不说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思路。当时（为官之时）我希望开展两岸文化交流，因为我知道中国文化两岸是一体的。但具体来说，两岸已经隔绝五十年，台湾有过日本统治、有台独势力，背后的认知是不同的，此时想要以官方身份进行文化交流，是很困难的，在政治设计法规中都有无穷的争辩，这是没有参与政治的人无法体会的，以我们的力量去撼动一个政治的怪兽是很吃力的。 我估计唐宋以后的学者办书院跟我的态度和思路是一样的。汉唐儒家主要的思路是“致君尧舜上”，一直到王安石，这条路子就不通了。虽然皇帝相信他，给予他很大的权力，但结果还是失败的。到了朱熹以后，他们所要走的道路是“化民成俗”，我觉得这是成功的。 书院与很多事情是配套的，开办书院的目的是让整个社会变成一个教育体，宗族通过修族谱、聚会、家训、族规，将儒家孝悌伦理浸润进去，变成族规的契约关系。虽没有权力让渡关系，却让家族聚合。此后还由此出现了宗族法。修家谱，所有家谱只有两种体例，都是宋人定的，一种是欧阳修的体例，一种是苏洵的体例。我们现代没有任何一个家族用宋代以前的体例，如果不是敦煌残卷，现代人根本不可能了解宋代以前的家谱体例。所以，宋代人据此将家族的血缘关系改造为了家庭伦理关系，家族变成了伦理团体。 家族之外，链接无血缘关系的组织就是书院和乡约。乡约有点类似于西方的教堂，教堂是一周聚会一次，乡约是每月聚会两三次，每次聚会都有“约长”，类似于小型学术研讨会，每次有人主讲。他们也读经，也是讲儒家经典，讲述个人体会，每个参与者都要做记录。在聚会上，对社会上的好人好事进行表彰，或对恶事进行批判。大儒颜山农到乡下，跟田夫走卒宣讲儒学，论及良知，甚至会在地上打滚，采用老百姓善于接受的方式。 中国的社会通过这些形式变成一个儒家型社会，即使没有读过书的人，也懂得“耕读传家”，忠孝仁爱，所有做人的基本的伦理都包含在其中。这种儒家型社会非佛教道教所能比拟。一个父亲无论如何虔诚地信奉宗教，也不能叫孩子要“空”、要解脱，只能教给他要忠厚老实，要诚实守信。如此，每家的家庭都变成了小教堂，一进门就是祖宗牌位，“天地君亲师”，日常生活都在这个场域。 要塑新民，是通过公民宪政来开展，还是通过化民成俗来实现呢？我认为，恐怕后者要好一点。 记者：古代大儒如何制约皇权，在皇权面前是否过于式微？ 龚：我不觉得。儒家向来讲“道尊于势”，在中国，对抗皇权，只要符合天理人道，皇权就要低头。比如异族入关，清朝入主中原，仍然要拜孔子。大家都相信“道”的时候，就形成另一种“势”，主政者要向这个“势”低头。明代皇权就开始扩张，朱元璋废宰相，在文化上，对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表示不解，听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极其反感，声称要废掉。（当时）朱元璋坐在皇座上，拿着弓箭，称谁要劝谏，就射死谁，大臣们纷纷死谏。最后还是朱元璋屈服了。与皇权的对抗、对皇权的约束，从来没有停止过。清军入关，杀人立威，但民间儒学的力量没有消失，如后期曾国藩等人。桐城派的士大夫，每天的自我反省，对于儒学的体会，不是做学问式的，而是与身心性命结合在一起的。皇权自觉服从于一种文化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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