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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庙右学 文事武备:龚鹏程谈当代书院(5)


    “儒家”或“儒教”:“尽心知性以知天”
    记者:美国学者南乐山在波士顿神学院倡导一种儒家基督教,甚至想把学术重镇波士顿打造成为传播儒家文明的道场。已有数据表明,基督教在欧洲正在走向衰微,而在亚太地区,基督教仍然在蓬勃发展,您如何看待这种现像?
    龚:基督教在西方力量仍然非常强韧,它延伸到中国,发展极快。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基督宗教哲学研究水平远远超过其他宗教研究。中国道教研究最差,佛教其次,儒家再其次。佛教研究比日本落后一百年不止。
    记者:您认为基督教对中国教育有什么样的启发和帮助?
    龚:清末民国初年,基督教对中国教育影响极大,早期的学校都是学习西方的教会办院校。京师大学堂初创的时候没有经验,也是请洋教习丁韪良来帮助。它对于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奠定有极大的贡献,当然也留下了很多问题。
    基督教办学的脉络在大陆切断了,在台湾没断。台湾的基督教兴办的学校,维系了一个特殊的传统,比如台湾辅仁大学,校训是“真、善、美、圣”,在现代大学提供的世俗化价值观和知识之外,还提供了一个另外的格局。又如台湾中原大学,非常强调全人教育,身、心、灵的整合,全人教育、通识教育不仅是知识教育,还有“灵”和生命的部分。这些基督教、天主教教会开办的学校,在现代教育体系里面,最早带动了教育世俗化的进程,但在大学普遍世俗化之后,它们反而提供了一些超越世俗化的元素。这些学校对于通识教育,灵知的教育,特别重视。我们前面提到的生命教育,尽管是我们提出,但真正在基础教育领域进行推动和实践,参与课程与活动的设计的,却是那些教会学校。
    记者:儒家关注世俗生活,没有彼岸世界的超越性,可以称为儒教吗?
    龚:儒家本来就是宗教。
    第一、中国是“英雄回首即神仙”(徐渭诗——记者注),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讲求“不离此世而超脱”。中国的圣人和神仙不一定都在天上,他们长生,还是活着的。彼岸跟此世的关系是模糊的,所以圣人可以“尽心知性以知天”,两者是通贯的,不是隔绝的。
    第二、儒家本来就有很多宗教仪式,祭天祭祖,有宗教感情。
    第三、最重要的是,你是否将其看作宗教,圣与俗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别人如何理解和看待。一棵大树,众人膜拜,也就具有了宗教性,文学作品亦有“读者反应论”的问题。儒家在很多场合中,很多人将其作为宗教来看待,台湾民间称孔子为“孔子公”,就是将其作为神仙来拜祭。儒家在历史上也确实形成过很多宗教。大陆因为禁止“反动会道门”,所以对明清以来的宗教团体不太熟悉。而明清很多宗教团体所谓的三教合一,其实都是儒家形态的宗教。
    譬如说,道教中有“忠孝净明道”,宋代以来发展的,拜许逊许真君。江西的会馆都叫万寿宫,就像山西人拜关公一样,江西人在外地建的会馆都叫万寿宫,万寿宫就是南昌祭拜许逊的庙。许逊传说是东晋人,但教派主要发展是在宋代,净明道是道教教派,但其经典却为《忠孝净明全书》,标榜忠孝义理。全真教是讲中庸的,后来发展出李道纯的“中派”,《中和集》,所谓中和,不就是儒家的吗?还有福建的林兆恩,创立“三一教”,三教合一,统统合并到儒家。三一教后来在大陆被禁,但在东南亚还有几十万信徒。这些都是儒教的新形态,采取了佛教道教的语言、经书的方式,但讲的是儒家的道理。
    还有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有三回老残不在场,是写申子平要去访问刘仁甫,经过泰山桃花峪,遇到猛虎,躲到了一户人家,遇到一个女子,博通天文地理,后来又来了一位道友黄龙子,与其纵论天下大势,预测中国会出现“南革北拳”的局面,北方有拳乱,南方有革命党。这一段是老残借助小说的形式在讲述他的学派的主张和对世界局势的判断,他这个教派叫太谷教,太谷学派是儒家的学派,但有宗教仪式,聚集了一批教徒,在山东肥城黄崖传教,山上住了几千户,都是教徒,地方官府认为是邪教,派兵剿灭,但无人投降,全部殉教。因此这一教派的北宗就此断绝,南宗见到这一局面,遂潜伏了。刘鹗是太谷学派南宗的第三代。近几年,刘鹗的弟子和后人将太谷学派的书籍进行整理出版,显示它的教义主要是儒家思想,只是因为它具有宗教仪式,在当时就被当作邪教剿灭。
    在台湾还有很多,如儒宗神教具有扶乩扶鸾,有很多鸾书,岳飞庙、关帝庙都变成了他们的鸾堂。祭祀跳佾舞,文庙武庙都在跳,还培养佾舞的传授,将礼器传到很多地方。对于儒家的宗教性和宗教形态,现在的认识太少,研究太少,大家不太了解。
    大陆做儿童读经。起源是如何来的?台湾有个宗教团体,清末民初有个道家气味还比较重的道派——天德教,讲气功空手治百病,笼络了很多教众。天德教前一任的宗师叫作萧昌明,抗战时在华山归空。延伸出来的弟子李玉阶,其子李行是台湾著名导演。李玉阶将天德教改造为天帝教,也是讲气功治病的。这一派有二十字箴言:“忠、恕、廉、明、德、正、义、信、忍、公、博、孝、仁、慈、觉、节、俭、真、礼、和”,除了少数几个字与佛教道家相关,其他都是儒家的信条。有一天有个信徒,要捐一笔钱给天帝教,我建议他们办一个讲堂,因李先生在华山得道,所以就叫“华山讲坛”,讲授的内容就是儒道经典。后来王财贵(牟宗三弟子)负责推进此事,认为向成人讲经,是朽木不可雕也,于是转而向儿童推广读经。因而儿童读经的前身就是“华山讲堂”。
    换句话说,儒家经典传承为何还有活力,国学如何得以传承,很多是依靠宗教团体的力量在推动。包括台湾的一贯道,在民国时期就是邪教,在大陆也屡遭禁止,但台湾解严后,却有数百万信徒出现,原因是它在各大学设立国学研修班,吸纳了很多高级知识分子。现在它有时还自称“中华圣道”呢。
    我读大学的时候,大学旁边盖了一座寺庙,名为“黄帝神宫”。这个教派称为“轩辕教”,他们的教主王寒生称为“大宗伯”,而“大宗伯”一词即出自《周礼》,是掌管礼制的最高职位。这个教派在学校设立了社团,每个礼拜都在学校讲授儒道经典。
    因此,儒学本身有宗教化的形态,如太谷教,有祭天的仪式;净明道,看似是道家,实际上讲述的内容是忠孝等儒家思想;或如天德教,讲忠恕廉明德等。有宗教仪式、宗教感情,通过这些宗教性的事物来讲述儒家思想,还有以宗教团体的力量来推动社会中现代人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和体会。
    记者:是否中国人天然地适合中国儒家的思想?
    龚:我认为并不完全是这样。假如我们都不作为,儒家的情况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糟糕。基督教在中国能够发展得如此迅速,就是一例。现在大家信仰空虚,原有的价值体系崩溃,国外的教派就能够趁虚而入。为何国外宗教能够在中国如水银泻地,得到广大民众的接受,主要原因是我们自己的作为太少。我们需要强调的,不是中国人是否适合哪种形态的宗教或者思想,而是我们自己的推动。
    西方启蒙思潮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几乎是一面倒的接受西方思想。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比如说维吾尔族人,在历史上一直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吗?并不是,但假如你现在向他们说,你们以前信奉的是摩尼教、佛教,他们也许在情感上根本无法接受。而事实上,佛教和摩尼教恰恰是依靠他们才从新疆传入中国的。回鹘大帝国在历史上曾经非常鼎盛,文化极其发达,拥有当时先进的木刻雕版技术,史传有回鹘文大藏经,高僧辈出。但如今,他们却与历史上的传统断裂了。同理,马来西亚人起初也并不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他们有很多原始宗教和文化,比如马来西来人藉以展示宗教故事的皮影戏,现在就已快失传。
    当一个民族,在思想上改宗以后,会集体丧失记忆。因此,我没有信心称中国不会被外来思想所占领,但我们需要更多的努力。并且,外国的宗教团体也有很多很好的经验和手段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记者:您如何看待一些儒学的学者在传播过程中,出现谬误。
    龚:我个人对这个现象比较宽容。老实讲,在口授的过程中,我自己都会出现很多谬误。像南怀瑾先生的错误可以称得上罄竹难书,但错误归错误,如果没有南先生的努力,大陆传统文化的复兴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也有普及之功。一位学者,只要在总体上、方向上基本正确,引导大家走向好的方向,我们就不需太过苛责。只是我认为一些根据口述形成的书稿,出版社应该负有责任,明显的错误可以责成有关人员进行修正,不应放任谬种流传。
    记者:谢谢龚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与您交流令我们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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