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陆儒教复兴之载体及其效用——历史视野下的反思(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8:11:31 《宗教学研究》 李华伟 参加讨论
四、当代大陆儒教重建的努力及其存在样态 儒教重新成为社会的关注点，则是因为在中国兴起的“韦伯热”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这为中国的民族自信力之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于是曾屡被批判的儒教重新受到重视。自学术界言之，新儒家重建儒家超越性或宗教性以证明中国也有宗教因而具备合法性的努力，受到积极关注，为儒教重建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但把儒家哲学化的倾向也受到学界的批评，被认为导致“儒教的宗教意味亦蒸发得无影无踪”[49]，也被认为忽略了“作为文化的儒学（教）”[50]。同时，新儒家努力开出新外王（民主科学）的努力，也被认为是以西方话语削足适履桎梏了儒家的丰富性；新儒家强调儒学超越性，强调心性儒学的努力，也被认为是不敢直面儒教制度性一面之举，同时忽略了儒教如何在现代社会找到“挂搭”之处的重要问题[51]，也遮蔽了“日用而不知”的生活层面[52]。甚至有学者警告说，“如果儒学……把自己局限于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层面，那么儒学本身的生命力是需要怀疑的”[53]。 自历史言之，儒教传统一方面与政治结构相融合，镶嵌于政治结构中，另一方面镶嵌于以宗族、家庭为代表的宗法制度之中[54]，是故方能延续数千年之久。一旦依附的政治制度和宗法制度崩解，儒教的衰亡则指日可待。传统政治制度以及附着在其上的精英儒教之崩解自不待言，我们且来分析以宗族为代表的民间儒教制度在1980年代以来的情况。 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方宗族的复兴，许多报纸给予报道，很多学者也对这一“封建残余”是否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进行定性研究，得出了不同的见解。这可能是中国宗族问题本身形态复杂所致。 有些学者认为宗族是现代化的对立面，如何清涟认为，宗法组织在中国农村中的复兴，是一次文化的退潮，必将导致剧烈的社会冲突，“它（宗族）的发展和壮大，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还有一段曲折的漫漫长路”[55]。这样的观点并不少见，如陈永平、李委莎的《宗族势力：当前农村社区生活中一般潜在的破坏力量》一文[56]，肖唐镖、幸珍宁的《江西农村宗族情况考察》一文[57]。 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宗族并不是现代化的对立面，传统与现代并非不能共存，现代化不是建立在反传统的基础上，不可能离开传统建设我们的现代化。如郭于华认为：“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现实显示了传统亲缘关系与现代社会关系的并存”，“而且亲缘关系并非没有可能成为一定阶段内具有正面意义的可利用的资源。”[58]她认为传统可与现代化融合，传统有继续存在的理由。 1980年代以来，尽管许多地区宗族重新恢复，但实际上这种恢复，“更多的表现为仪式的恢复，而功能的恢复是很弱的”，而且“现在恢复起来的宗族组织不是一个可以发挥强制权威的组织，因为宗族的诸多职能为其它组织替代，也因为宗族成员的社会分化”[59]。高丙中认为，“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外，家族活动的恢复基本上是文化性的，而非制度性的”，“活动所恢复的主要是家族符号和仪式的体系，而非功能实体”。[60] 1980年代宗族复兴，但其实在多数地区宗族组织未能重建。“（只是）在传统浓厚的地区，如江西、浙江、广东、福建和湖南等省，（宗族）却得到较大面积的重建”[61]。历史上，宗族存在地区差异，即南方宗族传统更为深厚，与之相比，北方宗族组织特征不明显，重建中也存在地域差异。但无论宗族组织重建与否，宗族观念之强弱实为考查宗族的核心。就当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宗族观念式微，宗族组织瘫痪，即使实践中宗族观念也较为淡化。换言之，科举制废除之后，精英儒教与民间儒教贯通之机制瓦解。失去族田之后，宗族失去经济基础，宗族功能萎缩，宗族内族长（如果存在的话）权威锐减，宗族集体性的活动仅有年度墓地祭祀，除此以外宗族几乎不起作用。不仅如此，当代大陆伦理道德的崩解，尤其是孝道的崩解触目惊心[62]，足证民间儒教之没落无序。 与其他宗教不同，儒教与日常生活关系紧密。“（儒教）始终围绕着正常的生活方式推行教化，即便有祭祀天地日月山川、崇拜祖宗圣贤先烈之事，目标也都在于解释身边的自然和自身的历史，以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相对于生活的正常秩序而言，宗教生活和体验是次要的”[63]。民间儒教更是涵泳于人伦日用之中[64]，我们可从组织（宗族、家庭）、仪式、教义几个层面进行分析儒教之式微。制度层面之崩解已如上所言。就民间儒教之仪式而言，祭祖之仪式仍存，但理念已不存，祭祖求福佑的观念式微。日常生活中的纲常、仪礼、称谓等遭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对死后世界的恐惧，“积善之家有余庆，积不善之家有余殃”的观念，基本消失殆尽。缺少对死后世界的恐惧和对后世的信仰，致使犯罪活动有增无减。总之，大陆民间儒教之消失殆尽几乎是不争的事实。 诚如学者所言，“只要宗法社会仍然存在，封建制国家的解体并不足以中断儒家传统”。[65]但当下，儒教重要载体——宗族的式微，宗法制度的解体，使维系中华道统、政统、学统正当性的儒教如何重建自身合法性成了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那没有儒家的中华现代共和国，又将如何继续维持自身的正当性而不致丧失文化与历史的基本认同”？[66] 失去了儒教为自身合法性的中国如何追寻自身的历史记忆、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确为不容忽视的大问题。承载着中华文明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的儒教再次成为国内各方关注的焦点。 自儒学界精英言之，把儒教哲学化者有之，建构政治儒学者有之，带头参与实践儒教祭祀仪式者有之[67]。 就政府层面而言，花费大量资金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乃是以儒教作为中华文化代称并传播中华文明的举措。国博门前树立孔子雕像也隐约表明其欲以儒教作为中华文明之精华来应对全球化，并对内树立儒教文化以整合多元价值与道德失序的初衷。 与此同时，为了对外团结海外华人[68]，对内重树文明符号，官方重建了祭黄帝陵[69]的仪式。该仪式从1980年即告恢复，每年举行隆重的公祭仪式。2006年黄帝陵祭祀活动被列入国务院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被列入民俗项目中八大祭典活动之首。关于此种公祭行为，学者多有研究[70]，但很少将其与儒教问题联系起来。政府高调祭孔，也是政府借助儒教仪式寻求整合民族文化记忆和民族凝聚力的举措。当然，在孔庙举行的祭孔仪式对不同的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中央政府来说，祭祀黄帝陵和祭孔，是为了寻求民族文化记忆和统战的需要，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提升知名度、发展经济则是其背后的目的，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或与己无关，或者通过个人的祭拜寻求具体事项的达成或心理的满足。 然而，这些碎片化的、缺少明确理念、宗教意味被抽掉的仪式行为，并不能说明儒教寻找到了“落脚点”，更不能说明政府欲扶植儒教。 轰轰烈烈的公祭之外，儒家文化“散落在日常生活之中，并在日常生活的变迁中继续破败着”[71]。我们必须思索类似公祭这样的碎片化的仪式是否能够说明儒教在当代的复兴，如果不能的话，儒教究竟如何寻找“挂搭处”？是继续寻求嵌入政府组织的机会，还是抛弃与政治结盟的幻想，寻求成为多元宗教组织形态中的一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