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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称“经”考(2)


    司马迁对《老子》文本也相当熟悉。《史记》征引《老子》之语甚多,不可详举;《扁鹊仓公列传》还载有《老子》一条佚文:“美好者不祥之器。”[9]P1004说明他对《老子》文本有很深的研究。
    司马迁既深明老学源流,又熟读《老子》文本如此,以此而论,若邻氏、傅氏、徐氏其人其书在他之前,司马迁不会不知,知之不会不论。
    其五,从《史记·太史公自序》看,老子五千言题“经”不得在史迁之前。
    司马迁在《自序》中说自己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9]P1188明显是将《老子》归入“百家杂语”一类。考之陆德明《经典释文》所释经典有《周易》、《古文尚书》……《老子》、《庄子》等十四种,收录《老》、《庄》而不录《孟子》,是因为老、庄为六朝所崇尚而《孟子》宋熙宁以前尚未列入经部。而先秦时期《老子》一书就已受到广泛的推崇和征引;汉初文帝和窦太后时期,推崇黄老已是朝廷上下的风气。若邻氏、傅氏、徐氏《老子》经传、经说在司马迁之前,则《老子》一书不但已被推崇为“经”,而且题以“经”名,在这种情况下,以为《老子》“过于《五经》”“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司马迁还会将其归入“百家杂语”吗?
    事实上,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及《老子》书多次,例子不可详举,然无一次附有“经”字,此亦为《老子》书题以“经”名不得在史迁之前之一证。
    或曰,西汉中期前道家人物司马迁不述及者甚多,如文子、杨朱、列子三人,能说在司马迁之后?
    杨朱、列子确有其人,先秦两汉典籍多有记载,难以尽举。《吕氏春秋·不二》更是二人并称,云:“子列子贵虚……阳生贵己”, 阳生即杨朱。然杨朱、列子二人对《老子》本经的流传和发展并无多大贡献,史迁不予记载,也是情理当中。
    文子是否有其人,学界多有争论。马马肃《绎史》认为是田文,钱穆《老子杂辨》认为是尹文子。当然也有他说,此不烦录。《文子》一书虽号称《老子》传、疏,然先秦人物字号文子者甚夥,皆难与简本或传世本《文子》对应。首称文子为老子弟子者始于东汉时班固、王充。王充曾师事班固父亲班彪,盖班、王之言受自班彪,而班固已疑《文子》一书“似依托者也”。如此,文子乃扑朔迷离之人物,史迁何得而记哉?
    按上可知:若邻、傅、徐三氏其人其书在司马迁之前,他必定会看到,不会遗漏。司马迁在《孟荀列传》中对“阿之吁子”这位微不足道的人都有提及,难道会遗漏对老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的邻氏、傅氏、徐氏三人吗?因此愚以为邻氏、傅氏、徐氏其人其书在司马迁之后。再衡之刘向、刘歆的《别录》、《七略》对邻、傅、徐三氏经传、经说的记载,则可推知三氏在司马迁之后,刘向之前。也就是说《老子》一书被正式附以“经”名,在史迁之后,刘向、刘歆之前。
    四、《老子》书称《道德经》的时间及其演变线索
    前已证明,《老子》书题以“经”名在史迁之后,刘向、刘歆之前。那么《老子》书称《道德经》始于何时呢?
    从现有典籍看,《老子》书称《道德经》始于王弼、皇甫谧生活的魏晋时期。宋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载:“景迂晁氏曰:‘王弼题曰《道德经》,不析道德而上下之,犹近古欤!”晁氏以为《道德经》之名出自王弼之手。清代学者钱大昕和武亿提出怀疑,认为宋人晁以道所见王弼注本《老子》题为《道德经》乃后世篡改而成的本子。对此,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已详加批驳:“然据《释文》音释之首出‘道德’二字一点,则此二字,即释王本之标题者……然则晁氏所见王本,不分题‘道德’二字者,乃存王氏真本之旧式。”[15]P253—254此说乃不移之定论。
    若详察典籍,我们尚可找出《老子》书名演变为《道德经》的线索来。
    史迁之前,老子五千言称为《老子》。较早将“道德”二字与老子著作联系起来的始于史迁,《史记·老子列传》云:“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又云申子、韩子之学“皆原于道德之意”。但其时《老子》书尚未题以“经”名,遑论称之为《道德经》。司马迁之后,刘向刘歆之前,《老子》书开始称“经”,《汉志》所载《老子邻氏经传》等即可为证。班固以后《道德经》之名的出现尚有一过程。《后汉书·淳于恭传》云汉明帝时淳于恭“善说《老子》……进对陈政,皆本《道德》。”[14]P559已将《老子》书名与《道德》书名等同。桓帝时边韶作《老子铭》云:“见迫遗言,道德之经。”稍后的葛玄《老子序》:“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经焉。”二人已将“道德”二字与“经”联系起来,《道德经》之名盖于此萌发。再后的皇甫谧撰《高士传·老子李耳》云:“作《道德经》五千余言……以其年老,故号其书为《老子》。”按此,王弼径题所注本《老子》为《道德经》,也是势所必然。
    王弼与皇甫谧同时,但后生而先逝。《道德经》之名,或出自王弼,或出自皇甫谧,到底由谁首创,文献阙如,难以寻证。但时间上该名出现在魏晋之际是没有问题的。
    五、结论
    综合以上考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老子》书题以“经”名在史迁之后刘向之前;而《老子》书名演变为《道德经》更迟至班固之后,萌发于汉末三国的边韶、葛玄,形成于魏晋之际的王弼、皇甫谧。王、皇甫二人当中具体出自谁手,文献阙而难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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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班固.汉书[M]岳麓书社,1996.
    [11]转引自:王重民.老子考[M]北京:中国图书馆协会,1927.
    [12]转引自杨树达.汉书管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3]扬雄. 法言[M]诸子集成本第七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14]范晔.后汉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5]武内义雄.老子原始[A]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C]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本文原刊于《学术论坛》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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