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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昏瞀人即为彭蒙考


    彭蒙是战国年间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庄子·天下》篇曾经论述过他和田骈、慎到一派的思想:
    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偏,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
    然而,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汉书·古今人表》不录其名,《艺文志》也不载其书,生平籍贯等都湮没无闻,这就影响了我们对战国黄老学派的深入研究。我认为《庄子》中提到的伯昏瞀人,极有可能就是彭蒙。
    伯昏瞀人,在《庄子·德充符》、《应帝王》、《田子方》等篇中又记作伯昏无人,很显然这是依音记名,依音记名,同一个人名就会出现种种变化。在上古汉语中,常常有这样一种情形,即单音节缓读成双音节。如虚词中的“耳”又作“而已”,“诸”又作“之乎”,“那”又作“奈何”。实词中此类例子更多,如“孔”又作“窟窿”,“茨”又作“蒺藜”,“钲”又作“丁宁”,“邹”又作“邾娄”,在人名中,类似情形也不少见,如60年代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中出土的两把戈,正反面各有六字,文曰:“戈愆邘丸之子戊王者旨於赐”,“戈愆邘丸”即勾践的缓读,“者旨於赐”是勾践之子“鼫与”的缓读。《史记·吴太伯世家》中的勇士“专诸”,《左传》昭二十年作“鱄设诸”;《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的“鉏宜咎”,在《左传》昭四年中又称为“咸尹宜咎”,显然,“鱄设”乃“专”的缓读,“咸尹”乃“鉏”的缓读。其他如“鉏麑”又作“鉏之弥”,“宫之奇”又作“宫奇”,“杨朱”又作“阳子居”,都是因急读缓读而造成的变化。这种例子在后世尚还存在,如《旧唐书·南诏蛮列传》中的“苴蒙阁劝”,《新唐书》中作“寻阁劝”;《周书·突厥列传》中的“乙息记可汗”,《隋书·突厥列传》作“逸可汗”。伯昏两字的上古拟音为peāk xu(此处符号打不出来)n,瞀人两字的拟音为m(此处符号打不出来)u (此处符号打不出来)ien,而彭字的上古拟音是peaη,蒙拟音为moη ,考虑到急读时韵部可能会发生开口上的变化,伯昏瞀人与彭蒙完全可能是同名异记。
    彭蒙为伯昏瞀人在音韵上不成问题,那么在年代上有没有可能呢?首先我们要指出,《庄子》中有关伯昏瞀人的记载,在时代上是自相矛盾的。《庄子·德充符》中称申徒嘉与郑子产同师伯昏无人,而在《田子方》、《列御寇》中又说列御寇师伯昏无人。列子活动年代有两说,刘向所载《列子叙录》云列子是郑穆公时人(前627-前606在位);按照《史记》,列子乃是战国时周安王时人(前401-前376在位)。而子产公元前554年为卿,前543年执政,死于前522年,无论列子的活动年代取那一说,都不可能与子产同学。也就是说,伯昏无人只可能是列子和子产中的一个的老师。在对待这些自相矛盾的材料时,我们选择我们认为较可信的那一部分,即认为伯昏瞀人为列子之师,而不取伯昏无人为子产之师的说法。关于列子的生活年代,更多的材料可以证明《史记》的说法。《庄子·让王》篇载:“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郑子阳令官遗之粟。子列子见使者,再拜而辞。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一般都认为这里的子阳即《史记·郑世家》中记载的那位在郑繻公二十五年(前398)被郑君所杀的郑相子阳。《汉书·古今人表》记载列子活动年代在韩景侯、魏武侯之间(前408-前386)。这些说法都与《史记》中的说法可以互相印证。而伯昏瞀人的年辈则比列子稍高一些。
    关于彭蒙的年代,我们能见到的有以下两条材料,一是《尹文子》中所说的:“田子读书,彭蒙越次而对,田子曰:‘蒙之言然。’”似乎彭蒙是田骈的学生。然《尹文子》是伪书,其说不可凭信,我们宁可相信《庄子·天下》篇所说的:“田骈亦然,学于彭蒙,得不教焉。”即彭蒙为田骈的老师。《淮南子·人间》篇载:“唐子短陈骈子于齐威王,威王欲杀之,陈骈子与其属出亡奔薛。孟尝君闻之,使人以车迎之。”可见田骈约略与齐威王(前356-前320在位)同时,彭蒙的年辈则更高一些。
    伯昏瞀人稍早于列子,完全可能在晚年收田骈为徒。郭沫若认为《史记·韩世家》中载:“昭侯十年韩姬弑其君悼公”,此位悼公即《让王》篇中的郑子阳[2],这样,列子的活动年代就推迟到前349年,基本与田骈同时,伯昏瞀人为田骈师的可能就更大了。所以,伯昏瞀人与彭蒙为同一人在年代上基本不存在问题。
    《庄子》中记载的伯昏瞀人的思想与《天下》篇论述的彭蒙一派的思想也非常一致。《田子方》中有“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一节:
    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贯,措杯水其肘上,发之。适矢复沓,方矢复寓。当是时,犹象人也。
    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当与汝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若能射乎?”
    于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进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
    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尔于中也殆矣夫。”
    这里伯昏无人强调只有顺应外物的一切变化,一直保持平静的神气心态,这才是至人的境界。《天下》篇说彭蒙一派正是主张:“于物无择,与之俱往”的,两者基本一致。
    《庄子·列御寇》载:
    列御寇之齐,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惊焉。”曰:“恶乎惊?”曰:“吾尝食于十浆,而五浆先馈。”伯昏无人曰:“若是,则汝何为惊已?”曰:“夫内诚不解,形谍成光,以外镇人心,使人轻乎贵老,而(ZI)其所患。夫浆人特为食羹之货,无多余之赢,其为利也薄,其为权也轻,而犹若是,而况于万乘之主乎!身劳于国而知尽于事,彼将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惊。”伯昏无人曰:“善哉观乎!汝处己,人将保汝矣。”
    无几何而往,则户外之屦满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颐,立有间,不言而出。
    宾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屦,跣而走,暨乎门,曰:“先生即来,曾不发药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将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异也!必且有感,摇而本才,又无谓也。与汝游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尽人毒也。莫觉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敖游,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矣。”
    这一大段对话文字可能有误,很难完全读懂,但大致意思在于告诫列子不可炫智,所谓“巧者劳而知者忧”,而《天下》篇说彭蒙是主张:“不顾于虑,不谋于知”的,而且还提到彭蒙之师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由此可看出伯昏瞀人的思想和彭蒙的思想也是一致的,至少是不矛盾的。因此,从语音、年代、思想三方面看,存在着伯昏瞀人即为彭蒙的可能性。
    注释:
    [1]见《安徽淮南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考古》1963年第4期。
    [2]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庄子的批判》,P164,人民出版社1954年。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