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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城市商业与农村贸易


    
    明清时期政治中心移至北京,但未影响南方商业的发展。明代北京(公元1421年明成祖由南京迁都于此)城内有三百六十行。店铺林立,南北货云集。大街上有许多专业性的市场(批发),如米市、猪市、羊市、骡马市、煤市、花市、菜市、果子市、缸瓦市等,交易时间主要在早晨。此外还有定期开放的灯市(正月初八至十七日)和庙市(以城隍庙最热闹,每月朔望和二十五日开市)。清代的北京,商业更超过明代,以庙市而论,即由明代的22处,增加到36处,护国寺、白塔寺、隆福寺、土地庙是当时有名的四大庙市。北京而下全国较大的城市在明中叶已有55处,其中很多城市就是商业或手工业中心,而不是“完全与政府的消费有连带关系”的政治中心了。清代有“天下四大聚”——北京、苏州、汉口、佛山和“四大名镇”——佛山镇、景德镇、汉口镇、朱仙镇之称。仅北京是政治中心,其他都是以工商业发达而著称的。如苏州向来是丝织业的中心;佛山是冶铁业的中心;景德镇是制瓷业的中心;汉口镇为长江上下游总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盐、米、木、布、当、药六个行业最大;朱仙镇(在开封西南45里处),元开贾鲁河后成为通往开封的水陆转运点,南船北马于此相接,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其商业发展与宋时汴京之依仗政治中心有所不同。总的说,明清时期城市商业繁盛之处主要集中在南方,北方的商业和南方比,较之宋代更是相形见绌,南北之间已出现了新的不平衡。
    明清时期城市的市场形制是宋代市制崩溃后情况的延续,倒是商业组织上有些新的变化。宋代牙人还是以个人身份进行活动,明代允许牙人在交纳相当费用的条件下设立牙行,清代牙行须领官帖(交牙税),对商品交易有一定的特权(买卖必须通过牙行),城市商人为摆脱牙行进行了不少的斗争。唐宋的飞钱、便换,至此形成票号、钱庄。行、团等行业组织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设备和规模的行会性的会馆、公所。所谓行会性就是:明清的会馆(由包括许多行业的同乡商帮组成)、公所(非同乡商人组成的同业组织,嘉庆以后兴起),是由商人按自己的意志创立的——很多与反对牙行的控制有关,而非如唐、宋的行、团行是为应付官府的科索而建立,官府对之有很大的控制力。会馆、公所抵制外来竞争的排他性的垄断色彩已较浓厚,对本组织之外新设店铺有严格的限制——需有人作保,交纳很多的银两作公费,并宴请同业,否则不准设店营业,对内控制也较强,规定了行规,违反行规者开会议罚,对外争议由本行“董事”出面交涉。由行业性组织转变为行会性组织(公所的行会性更强),也是明清与宋代的不同之处。所有这些特点都标志着城市商业已发展到一个更高更新的水平。
    农村商业在明清也比宋代有了新的发展。镇市以下的农村集市贸易较前更旺,集期缩短,市集增多,品种扩充,商人活跃,南方集市尤盛于北方。在北方,“河北郡邑,乃有数十里无聚落”;连德州附近的商河县,也是“其为市不过附近居民贸易有无而已”。而在南方则县里的墟市已很普遍,如广东一个县就有二三十个以至五六十个墟市。有些地方还以一二种大宗商品为主要交易对象,以致形成专业性的市集,如丝墟、竹墟、桑市、蚕市、谷市、鱼市、牛市、鸡鸭市等。
    不过尤为重要的是在更高层次的镇市上面。这一时期,市镇勃兴,数目大增,太湖流域更是突出,如吴江县明弘治前有四镇三市,嘉靖时增加为四镇十市,万历时更上升为七镇十市了。镇有各种类型,集散型的商业集镇与生产型的手工业专业市镇相继出现;已非过去仅为满足农民一般的商品购销要求的普通的商业市镇可比。前者实已形成专门性的农副产品市场,其贸易大宗除转输粮食外,大都是重要的农产原料或重要的农村家庭手工业产品。如苏州的枫桥是一个大粮食市场,湖州的双林镇是一大丝市,上海郊区集镇上有专业的棉花市场,盛产棉布的苏常松各府州县的集镇上则出现了许多棉布交易市场。后者则依托于某项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如吴江县盛泽镇可为代表,它的兴起即与丝织业有直接关系。明初这里还是一个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明中叶才改为市,明末就发展成“狭巷穰穰”、“居民稠广”的镇;入清更盛,以至推为吴江诸镇第一。所产丝绸质量好,商人不远万里“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连袂”。在明代,城里有牙行的同时,镇上也出现了牙行。盛泽镇有绸丝牙行“千百余家”,松江各镇的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叶梦珠《阅世编》)。为方便客商起见,牙行不仅供给住宿,而且代客买货,有的还代客护送货物,商人未来时牙行也常从农村收购一些货物存着。进入清代,对大宗商品,外地客商很多在镇上自设坐庄,自己收购,不通过牙行,牙行只能起出租房屋介绍情况的作用,而收一些房租和行佣了。但一般农副产品牙行牙人活动余地还很大。有的奸牙欺行霸市,十分无赖。
    明清时期,市镇商业突飞猛进的发展,说明商品交换已不仅仅局限于地方性小市场范围之内,许多大宗商品要靠前来镇上的商人拓展市场,把产品推销到远方去。能反映市场要求、扩大市场联系的商业,已成为沟通城乡之间、工(手工业)农之间、产需之间的桥梁,商业的这些作用日益显著和加强。而小生产者对商业的依赖性也同步地在加深。供给原料、推销成品都要靠商人,一旦“天边估客到来稀”,就只好“门里妻孥相向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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