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网-国学经典-国学大师-国学常识-中国传统文化网-汉学研究移动版

首页 > 传统文化 > 民风民俗 > 物质生产 >

新疆维吾尔地区的造纸技术


    新疆维吾尔地区在我国西北,境内居住的维吾尔、哈萨克、藏、回、蒙、汉等民族,很早以来就共同劳动,辛勤地开发了祖国的西北边疆。至迟在西汉时,新疆地区就与中原地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隋唐时,新疆境内的高昌政权加强了与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和交流。随着中原汉人的不断迁入,以及唐中央政府军屯的设立,汉族生产技术也就随之带到了新疆。唐政府还设立了“互市监”,掌管高昌、龟兹等地与内地间的贸易,内地生产的丝织品、金、银、铜、铁器、陶瓷、纸张等商品以及科学文化典籍,不断运到高昌、龟兹等地区。由于新疆境内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和中原汉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在唐代,这里的有些地方,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已经接近了内地。
    近50年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新疆境内的古墓葬群和古代遗址中,出土了许多纸本文书和典籍写本。其中有用汉文写的,也有用古代回纥文写的,也有用汉文和回纥文两种文字合写的,此外还有西夏文、突厥文、藏文。甚至还有中亚、西亚流行的粟特文、吐火罗文、叙利亚文,以及印度的梵文和欧洲的希腊文。上述出土的各族文字写成的纸本文书,在敦煌和陇西其他地方也有所发现。根据甘肃、新疆两地出土古代文书纸上的墨迹书法、文字内容和纪年来看,早在汉代,当纸发明不久,就已迅速传到新疆地区,被各族人民所使用。例如,1933年,在罗布泊汉代烽燧遗址,曾出土了西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时的麻纸。
    
    《古代回纥文〈大唐三藏法师传〉写本(局部)》
    在楼兰遗址中,出土了一些有年号的纸本文书,其中有三国曹齐王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元帝咸熙二年(公元265年),西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等纪年文书。
    20世纪以来,在吐鲁番高昌遗址中出土了许多早期纸本文书,其中较早的是西晋惠帝元康六年(公元296年)《诸佛要集经》写本,这些纸本文书大量属于十六国、高昌和唐代时期的汉文、回纥文文书、佛经和典籍。在库车、巴楚发现了用焉耆文、龟兹文写的文书残卷。在和田发现了许多写在纸上的古于阗文残卷,大约写于8世纪。
    新疆除出土用各族文字写的文书外,还在古墓葬中出土了各种纸品,包括纸棺、剪纸、纸本绘画、纸牌,以及送葬用的纸帽、纸鞋、纸腰带等物。可见,早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9世纪的近千年里,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还有旅居在这里的中亚、西亚人,不仅早就使用了纸,而且纸的使用途径也相当广泛。这些纸中,除本色纸外,还有许多经过精细加工的粉笺、冷金笺、色纸等。经系统检验,它们绝大多数是麻纸,也有少量的木本韧皮纤维纸。但用皮纸的年代,一般比麻纸要晚些。
    当我们把新疆、敦煌出土纸与中原地区的古纸对比后,就会看到,在原料和形制上没有大的区别,显然是从中原汉族地区贩运去的,或由士兵和百姓携带过去的。但也有些纸,从纸质、形制和抄造方式来看,与中原不同,应是西北当地所造。据史载,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中国军队和阿拉伯军队在中亚交战时,中国士兵中的造纸匠被俘,在撒马尔罕帮助当地造纸,从而引起造纸术的西传。这就是说,屯戍新疆的中国士兵中,有来自中原的造纸匠,他们在新疆地区传播造纸术就是可能的了。显然,公元8世纪以前,新疆已具备了造纸的技术条件。
    然而,新疆地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造纸的呢?新疆造的纸与中原造的纸如何区别呢?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悬而未决。况且,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关这方面的文献记载。
    1972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中,出土了一张纪年为高昌王麴〔qu屈〕文泰重光元年的文书,年代相当于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该文书纸为白色皮纸,上有“纸师隗〔kui奎〕显奴”、“碑堂赵师得”、“鹿门赵善喜”、“兵人宋保”等字样。“碑堂”、“鹿门”、“兵人”都是高昌的行政职务,那么,“纸师”也应当是一种职务,隗显奴应当是麴氏高昌时专门掌管造纸业的匠师。
    
    新疆出土高昌有关“纸师”的文书
    同墓出土的另一纪年文书,是高昌王麴口在位时的义和二年(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该文书纸为白色麻纸,粗帘条纹,不及重光元年文书纸精良,很可能是当地所造。
    上述出土的文书表明,至迟在距今1200多年前的7世纪初期,高昌已有纸师来掌管造纸手工业生产。这是迄今我们所看到的有关新疆造纸的最早文字记载。
    1972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167号墓中,出土了另一件纸本文书。该纸为肤色麻纸,粗帘条纹,每条帘纹粗0.2厘米,帘纹呈半圆形弯曲状,因而我们在技术上证明它决不是用中原地区常用的竹帘抄造,因为用竹帘抄造出的纸,其帘纹应该是笔直的。这块纸上写有如下的字:“当上典狱配纸坊駈(驱)使”。意思是说,拟将监狱中的一些犯人送往纸坊劳动。这是迄今新疆出土文书纸中,有关当地设有“纸坊”的最早记载。笔者从书法演变史的角度,结合已有经验,并将它与有纪年的其他文书纸对比后,断定该文书纸的墨迹不晚于中唐,大约写于8世纪。出土这张文书纸的第167号墓,正坐落在高昌时期的群墓中,附近各墓的出土物也多为8世纪时的文物。从这张文书纸的制形来看,应当是当地制造无疑。这种纸可以作为我们判断新疆所造古纸的标本。
    根据我们的研究,早期新疆所造纸的原料多为破麻布,与中原无异。其制浆技术也与中原麻纸一样,只是捞纸所用设备的原料和构造略有不同,即抄纸用的纸帘是芨芨草杆编的草帘。芨芨草是新疆、甘肃、青海一带野生的一种宿根草本植物。由于新疆地处西北,当地不生长竹子,因此新疆各族人民因地制宜,采用当地所产芨芨草,用丝线或细马尾编制成草帘。于是用草帘抄纸所印上的帘纹便比竹帘粗。经对大量出土的新疆纸的检验,帘纹多为0.2厘米左右,这就证实过去新疆是用芨芨草帘抄纸的。吐鲁番阿斯塔那167号墓中出土的纸本文书,帘纹之所以呈半圆形弯曲状,就是因为用整根芨芨草杆编制的纸帘使用过久,杆茎变形而引起的。而用竹条编帘多用短而细的篾条穿插编制,应力较大而不易变形。
    
    新疆出土高昌有关“纸坊”的文书
    再从抄纸技术上来分析,因芨芨草杆较粗而滑,抄纸时滤水速度快,纸面容易产生透眼或纸浆分布不匀的现象。为避免发生纸病,捞纸时尽可能用重抄法抄出较厚的纸。因此,新疆造的纸往往比中原的纸厚些。而出上的实物,完全证实了这一点。由于对新疆造的纸的形制有了感性认识,就容易鉴别哪一种是当地造,哪一种是内地造的了。如果再结合文字内容来考察,这种鉴定就会更加有说服力。
    本着上述认识,笔者曾系统检验了新疆近一二十年来所出土的十六国、高昌时期的几十种文书用纸后,得出一个结论:新疆地区造纸的历史还应向上至少追溯到公元5世纪初。因为属于这一时期的纪年文书用纸,从原料、形制以及抄造技术等方面来看,都有后来可断为新疆当地造的那种纸的特征。例如,西凉建初十一年(公元415年)文书、北凉玄始十二年(公元423年)文书用纸,都应属于当地制造的。
    新疆造的麻纸,往往在成纸后加上一道表面涂布的工序,常用的涂布剂是淀粉糊。此外,还有一些用白色的矿物粉(石膏、滑石粉、白土等)加工过的粉笺,及用植物染料染成的色纸,我们看到的有黄纸、青纸等。明代人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说:“高昌国金花笺亦有五色,有描金山水图者。”这说明新疆早就能造出金花纸、描金纸等加工纸。
    新疆各族还善于造出用生纤维为原料的韧皮纤维纸,尤其是桑皮纸。如1975年吐鲁番哈拉合卓古墓出土的延昌二十二年(公元582年)文书,就像是皮纸。但高昌时期的皮纸产量远不及麻纸大,但从这以后,便像中原地区一样,新疆造皮纸逐渐多起来了。
    18世纪时,清代官员苏尔德和福森布合著的《回疆志》(刊于1772年)中谈到新疆纸时写道:“有黑、白二种,以桑皮、棉布絮(混)合作成,粗厚坚韧,小不盈尺。用石子磨光,方堪写字。”笔者也检验过清代新疆造维吾尔文写本《古兰经》用纸,原料是桑皮,纸质相当厚,表面施了一层淀粉浆,用细石磨光,不易看出帘纹。新疆桑皮纸确有精、劣之分,精者洁白,劣者纸面上有不少没经剔除的褐色桑皮外壳。《回疆志》中所谓“黑、白二种”当是指此而言。黑纸(灰纸)较薄,一般用于包装,不适于书写或印刷。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