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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纳西族、壮族地区的造纸技术


    
    在我国南方各少数民族地区,像北方各少数民族一样,也很早就有了造纸业。这方面有关的史料和实物,有待进一步收集和整理,现仅就笔者所见的一些纸样标本,作一简介。
    瑶族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之一,在与汉族、壮族的长期交往中,引进了许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在瑶族地区保存下来的写本文书《过山牒文》中,就有反映瑶族与中原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丰富史料。在这些文书中,出现了中原地区一些封建朝廷的年号,有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及宋太祖建隆(公元960—963年)、乾德(公元963—968年)、开宝(公元968—976年)的年号。
    造纸在瑶族是属于家庭手工业,不脱离农业生产,多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他们就地取材,造出竹纸和皮纸。造纸用的石灰,由自己烧制,纸帘一般从汉族地区获得。
    笔者曾见到一件明代瑶族人制造的抄纸设备,是一种古老的固定床,长方形,宽28厘米,长37厘米,造出的纸也大致如此。纸模完全用竹制,四边用四根竹片作框,在框的中间用四根小竹为一束(每束宽1.45厘米),纵横编织成竹席。捞出纸浆后,水从竹席缝中流出,湿纸膜停在席上,晒干后揭下,因而在靠近席的一面纸上印有竹席纹。
    这种独特的抄纸器,反映瑶族人民因地制宜发展造纸技术。这种纸模还可以用来造“沙纸”,即楮皮纸(广西少数民族把楮树叫“沙树”),它比中原皮纸厚,呈灰色,分为精、粗二种。精者色浅,纤维捣得较细,可用于书写。
    云南丽江、维西一带,居住着我国另一少数民族——纳西族。古代纳西族信奉的“东巴教”,是一种原始巫教。东巴教经典《东巴经》用被称为“东巴文”的象形文字写成(东巴文约产生于唐宋时期)。东巴文在纳西语中叫“石九陆九”意思是刻在木、石上的记号。可见,在纳西族没有用纸以前,是用木、石或干树皮作书写记事材料的。当纸传入以后,他们用本地的土特产茶、药材、蜂蜜、兽皮等,与藏族、汉族交换纸张。纸张的出现,促进了纳西族文化的发展,因而便引进造纸术,在本地发展造纸业。
    随着纸的传入,造纸术的引进,以及本地造纸业的发展,原来数量很少的东巴经写本,逐渐增加到500多种。此外还出现其他的杂书。纳西族的这些书,多是用本地造的厚纸写好,然后再加以装订,外观呈白色,间有浅黄色,用竹笔从左向右横写。刻本很少见到。
    
    云南纳西族《东巴经》书影
    北京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和云南省博物馆,都收藏有纳西族于明清时所造的纸写本。这种纸厚重而坚韧,无帘纹,原料是树皮纤维,经砑光后,可以双面书写。纳西纸,从其帘纹不明显来看,估计也不是用竹帘抄造,而是用固定纸模抄造的。
    壮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生活在中国的西南,秦汉以后,中原地区的汉人不断迁入,带来了较发达的生产技术,使壮族地区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
    壮族的造纸有着悠久的历史。魏晋南北朝时,中原地区发生战乱,不少文人学士带着典籍来到岭南避难,兴办教育,教授生徒;也有许多技师工匠来此传授技艺。造纸术应在这时传入壮族地区,因为兴办教育是不能离开纸的。
    彝族是西南少数民族中人口仅居壮族之后的民族,分布在云贵、四川及广西,与越隽羌、青羌等有渊源关系。汉时其先民已来到川、滇。云南巍山的彝人建南诏国(公元748—902年),与唐有密切关系。1253年彝族地区统一于蒙元,其首领被授以路府州县土官。元代时蚕桑、纺织和金银铜冶炼有新的发展,又在云南兴儒学、推行科举制度,办学校,而佛教、道教也盛行。在这一背景下,造纸业也有所发展,所造的纸为竹纸和皮纸,许多彝文写本就是以当地纸书写的。明代时在本地区内又有了印刷业。1940年云南武定发现彝文木刻本《太上感应篇》,版框22.3厘米×13.9厘米,刻印于明代。此本今藏北京图书馆。彝文属于超方言象形音节文字,仿照汉字形体,加以变换,一字一义,共一万多字,创于唐代,至元代乃定型。彝文作品以千种计,涉及历史、文学、天文、医药等内容,多写于纸上。
    总之,造纸术在幅员辽阔的我国境内各民族地区,都先后普遍地发展起来了,各族人民对此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造纸原料和设备在中原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都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因而是多种多样的。即使边远地区人数很少的少数民族,虽然没有自己造纸,但也都早已使用了国产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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