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造纸技术（二）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8:11:31 《中国造纸史话》 佚名 参加讨论
 宋元时为扩大造纸原料来源，降低生产成本，还采用故纸回槽，掺到新纸浆中造再生纸的工艺。这种纸古时叫“还魂纸”。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说：“其废纸洗去朱墨污秽，浸烂入槽再造，全省从前煮浸之力，……名曰还魂纸。”1964年我在鉴定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北宋初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写本《救诸众生苦难经》时，发现纸面上有未捣碎的故纸残片，乃定为早期还魂纸，原料为麻纤维。1977年我更在北京图书馆发现南宋嘉定年间(公元1208—1224年)江西刻本《春秋繁露》是楮皮纸，纸浆中亦含有故纸。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载南宋湖广(今湖南)等造纸币“会子”时曾用还魂纸：“湖南漕司根刷举人落卷，及已毁秣茶引故纸应副抄造会子。”就是说用落榜举人的试卷纸重新回槽，再抄出纸印成会子。一般说故纸回槽要经草木灰水蒸煮，再洗净捣烂，与新的纸浆混合重新抄成新纸。这就达到废物利用和降低造纸成本的经济目的。而将故纸实行蒸煮的目的是脱墨、除去油腻污秽。单纯用故纸抄造，则所成之纸强度不佳，必须与适量新鲜纸浆混合才成。 宋元时出现品种繁多的加工纸及各种名纸。据文献记载，宋代时四川麻纸有玉屑、屑骨等名号，江西抚州的清江藤纸坚滑而不留墨，新安的玉版笺色白且光滑，浙江的竹纸甲于他处，吴笺亦以竹为料与蜀纸相抗，宋仿澄心堂纸尤为文人喜爱，歙州的龙须纸光滑莹白。又有黄白经笺可揭开用之，北方桑皮纸浑厚坚韧，更有碧云笺、春树笺、龙凤笺、团花笺及金花笺等加工纸。宋代造纸另一巨大成就是能抄出长三—五丈(10—18米)的匹纸，可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幅的纸了，传世品有辽宁省博物馆藏宋徽宗的草书《千字文》。最后，有观音帘纸、鹄白纸、彩色粉笺等。元代绍兴有彩色粉笺、蜡笺、黄笺、花笺、罗纹笺，江西有白箓纸、观音纸、清江纸，书画家多用这些纸。此外有砑光笺、衍波笺等。从宋代“冰翼纸”这一名目中可知其密薄而洁白，造这类纸要有高超的技艺。主要产地仍集中于今江苏、浙江、四川、安徽、江西及河北等省。在艺术加工纸中，从唐代创始的泥金彩笺到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宋史·舆服志》提到宫廷官诰文书用泥金银云风罗绫纸。宋人袁褧〔jiong窘〕《枫窗小牍》也提到“皇朝玉牒多书于销金花白罗纸上”。这类彩色金银笺形制脱胎于绢制品，造价相当昂贵。民间富家办婚喜事时也常用之，如梅红纸加销金绘富贵如意、满地娇、宜男百子等吉祥图案。订婚交换“庚帖”也用泥金银绘龙凤图案纸。宋代朝廷一度禁止民间使用，但仍是禁而不止。至于彩色粉笺及蜡笺，则多用于写字，装成条幅悬挂室内。 在各种色纸中宋代仍重黄纸，尤其内府各馆阁官方文书、写本、刻本均规定用黄纸。宋人程俱《麟台故事》卷二云：“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置馆阁编定书籍官，其后又置编校官四人，以《崇文总目》收聚遗逸，刊正讹谬，而补写之。又以黄纸写别本以防蛀败。至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三馆秘阁上所写黄本书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补白本书二千九百五十四卷。”这是说皇帝下令将《崇文总目》中著录的皇家文库藏书遗逸者重行补写，以黄纸写成6496卷，参加抄书的在百人以上。宋代四川造的谢公笺历史上与唐代的薛涛笺齐名。谢公指谢景初(公元1019—1084年)，曾出意造十色书信用笺。元人费著《蜀谱》说“谢公有十色：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即十色也。”宋代名纸应首推金粟山藏经纸，简称金粟笺。金粟山在浙江海盐西南，有金粟寺藏北宋刊刻的大藏经，纸上有朱印“金粟山藏经纸”。明人董榖《续澉水志》说大悲阁内贮大藏经万余卷，其字卷卷相同，出于一人手笔，其纸每幅均有小红印曰“金粟山藏经纸”。间有元丰年号(公元1078—1085年)，纸双面皆蜡，无纹理，后被人盗去，而散落于各地。这些纸在清代仍可看到，纸上有比元丰更早的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等年款。属于同一系统的纸还有钤印“法喜大藏”的黄色蜡笺。由于此纸名贵，书画家用它装潢珍贵书画作为引首。如陆机《平复帖》、文征明(公元1470—1559年)《漪兰室图》卷轴均以宋金粟笺为引首。 从工艺上看，宋代的金粟笺显然是唐代硬黄纸的延续。关于这种纸的原料，先前有人说是蚕茧，更有人说是树皮布，恐均出于误解。我曾对此纸亲作显微分析化验，证明是桑皮纸。纸较厚，每张由两层薄纸所成，故可揭成两张。正如明人文震亨《长物志》所说：“宋有黄、白藏经纸，可揭开用。”由于纸上涂蜡，又经砑光，故纸上帘纹不显。清代18世纪时的乾隆皇帝从南方得到不少宋金粟笺，将其分层揭下后曾印过他手书的《波罗蜜心经》，颁赐臣僚。我见过这类实物，纸上确有小红印“金粟山藏经纸”。清代人张燕昌著有《金粟山笺说》一书，对此纸来历言之甚详。宋元诗笺及信笺中还有特殊形式的纸，即唐代时传下的花帘纸(水纹纸)及砑花纸。其制造原理前已述及。1973年我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看到李建中的《同年帖》，可能是迄今较早的花帘纸。李建中生于五代，北宋太平兴国(公元976—984年)时登进士第，《同年帖》是他给同年及第的友人写的一封信，由大小两纸书成，其中小幅纸(8.3厘米×33厘米)是楮皮纸，纸上有水纹纹理。故宫还藏有北宋书画家米芾的《韩马帖》(33.2厘米×33.2厘米)，纸面上隐现云中楼阁图案，这是传世的早期砑花纸。最有趣的是，宋元之际画家李衎的《墨竹图》(29厘米×87厘米)用纸幅面较大，纸上迎光看能显示“雁飞鱼沉”(篆体)及“溪月”(隶体)等文字，更有云中飞雁及鱼翔水底的图案。纸料为皮料，又经涂蜡、砑光。显然，这种有复杂暗纹及图案的蜡笺可供书信用，因为“鸿雁捎书”、“鱼传尺素”向来指书信而言。 关于砑花纸的制造，北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谈到唐五代蜀人造十色笺方法后写道：如果将雕有纹理及图案的木版逐张地压在纸上，“则隐起花木、麟鸾，千状万态”。实际上这是一种变换的印刷技术，或者是无墨雕版印刷，此乃中国纸工之一大发明。陶榖(公元903—970年)在《清异录》中更提到姚□〔yi乙〕子侄善造五色笺纸，光紧精华，用沉香木刻成山水、林木、折技花、狮凤、虫鱼、寿星、八仙、钟鼎文复杂图案，再压在色纸上，“幅幅不同，纹秀奇细，号砑光小本”。这都是具有优美图案、造型复杂纹理的砑花纸。这种技术一直流传到明清以至近代。前面已提到五代名纸澄心堂纸从北宋开始仿制，最早的仿制者是歙州人潘谷，他本是制墨能手，元祐(公元1086—1094年)时人，从梅尧臣处得纸样后即仿制。梅尧臣得到300张宋仿澄心堂纸后在诗中说“七十年来人不知，而今制作已轻薄”。看来仿制品没有五代时那样厚，这是为方便使用。宋仿虽薄，但仍为士人珍视。宋太宗曾搜访古人墨迹，于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命王著摹勒作10卷《阁帖》，题曰：“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旨摹勒上石，用澄心堂纸、李庭珪墨拓”。又宋代各名公写字及李公麟作画也用澄心堂纸。此处均指宋仿而言。 元代明仁殿纸及端本堂纸，为内府御用艺术加工纸。元人陶宗仪《辍耕录》载“明仁殿纸与端本堂纸略同，上有泥金隶书‘明仁殿’三字印”。明仁殿是元大内一殿名，明初时尚存。这种纸今少见，但清乾隆年仿明仁殿纸则可见，幅面为53厘米×121.4厘米，为描金如意云黄色粉蜡笺，纸较厚，可揭成三一四层，原料为桑皮，这种昂贵的纸只能供统治者使用。明清时罗纹纸、连史纸也从宋元基础上发展起来。元人费著《蜀笺谱》云：“凡纸皆有连二、连三、连四笺”。“连四”后称“连史”，为柔软洁白竹纸。罗纹纸上有纵横交叉的细密纹理。元代还有姑苏纸，是彩色粉笺，有时印金银花于上。 中国绘画在汉晋唐多用绢，唐代起渐用纸，至宋元则多用皮纸。纸的幅面越往后越大，纸上帘纹也随之变细。唐代绘画纸650平方厘米，宋代平均2412平方厘米，元代为2937平方厘米。宋徽宗草书《千字文》，纸长达3丈余，中无接缝，要很多人同时荡帘抄造，反映了高度技巧。宋代考古学中的金石学发达，这要求对古代钟鼎、石刻文字进行墨拓，所用纸必须薄而坚，同时又柔韧受墨，制造相当难。宋代善本书不但文字美，经仔细校勘，而且墨色及纸张均为上乘。纸在宋元时另一重要用途是印成货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这样可以节省大量金属，又便于携带，是经济流通领域的一次革命。纸币可溯至唐宪宗(公元806—820年)时的飞钱。北宋初四川民间用“交子”，亦起纸币作用。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在京师(今开封)设便钱务，纸币受官府承认。咸平元年(公元998年)纸币发行额达170万缗(每缗折1000文)。金代时发行“交钞”，元代有宝钞。元时旅行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oPolo，公元1254—1325年)曾将纸币介绍到欧洲。中国发明的纸币至今已为全世界所有国家所仿行。 宋元时期纸制品的广泛使用也超过唐五代。举凡纸帐、纸衣、纸伞、纸被、剪纸、纸花等，应有尽有。甚至游戏用的纸牌也深入于民间，这也是中国的一项发明。纸牌是从竹片作的骰子演变的，古称“叶子格”或鹤格。可能在唐代已有，至宋代则盛行。唐人苏鹗《杜阳杂记》称“韦氏诸宗，好为叶子戏”，也就是玩纸牌，今日也在全球各地风行。宋元时民间还兴起纸影戏。吴自牧《梦粱录》说：“更有弄影戏者，汴京(开封)初以素纸雕簇”，而代替皮影。老北京过去有“拉洋片”者，就是这类游戏，因纸上画出西洋人物及风景，故名“洋片”，其实此游戏本为中国最先开始的，可以说是电影的原始祖先。纸在工农业生产中也广为利用，宋代烟火、火器制造中火药筒、火药包及引线都以纸为之，而养蚕时雌蛾生卵在桑皮纸上，这些在当时书中均有明确记载。 宋元时舂捣纸料有时用水力驱动的水碓以代替人力，把纸工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又提高了工效。水碓在汉代已有，但未运用于造纸，唐宋以后才逐渐由农业谷物加工进而舂纸料。元人王祯《农书》介绍的连机碓，由一个轮轴可带动四个碓操作。宋代有巨型纸槽，像船那样长，自然抄纸的竹帘长度也以丈计，这也是前代所未有。抄纸时为提高纤维的悬浮性能，向纸浆中加植物黏液作为漂浮剂，也是一项技术创新。1901年奥地利科学家威斯纳化验中国唐代文书纸时，发现纸浆中有地衣，其水浸液呈黏滑性，说明此技术创新由来已久。至南宋周密的《癸辛杂识》书成，更记录植物黏液的不同种类：“凡撩纸必用黄蜀葵梗叶，新捣方可撩。无则不黏，不可以揭(纸)。如无黄葵，则用杨桃藤、槿叶、野葡萄皆可，但取其不黏(纸)也。”周密这里主要谈植物黏液放入纸浆后抄成的湿纸堆积到一起时容易揭开，否则湿纸黏在一起不可揭开。“撩纸”即揭纸，因黏液使纸页呈滑性。这当然有其道理。但实际上植物黏液的作用还不止于此，还有助于使纤维在纸浆中悬浮，而不致絮聚于槽底。这是周密没有提及的。 周密提到的植物黏液有黄蜀葵梗叶、杨桃藤、槿叶及野葡萄的水浸液。其他文献也有类似说法，并称此黏液为“滑水”、“纸药”或“纸药水”。宋元纸质量之提高不能不说与广泛使用纸药有关。为防止纸被蛀，宋代还用蜀椒果实的水浸液即椒水处理纸，叫椒纸。因其中所含的有效成分有杀虫性能。宋代纸有时还以胶、矾处理，提高纸的抗湿性及不透水性。一般用植物胶(如松香胶)及动物胶，而以明矾为沉淀剂。也可以不用胶矾，而代之以淀粉剂，再经砑光，即所谓“浆捶”，这因艺术家习惯而定。欧洲于1337年才以动物胶处理纸，而用植物胶则始于19世纪。欧洲人从中国学到这一技术后特意创了一个新词Faning，导源于汉字“矾”。最后，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是较早的有关纸的专著，成于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书中谈到历代用纸情况、纸的原料、名目、加工、用途等等，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宋代陈槱《负暄野录》、赵希鹄的《洞天清录集》也有专篇论纸。北宋的米芾喜欢用纸作书画，又对纸有很高鉴赏力，写过《十纸说》，其《书史》也著录不少晋唐以来纸本书画。元代人费著的《蜀笺谱》是另一论纸的专著，书中谈到蜀纸沿革、种类、名目及用途等，旁及姑苏纸、广州纸等。元代书法家鲜于枢(公元1256—1301年)也有《纸笺谱》，但内容不及其余著作，作为书法家论纸，也没有米芾著作翔实。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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