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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农业,发展与制约


    
    人类社会存在着相互制约的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人口与农业的关系实质上是两种生产的关系。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人口增长提供物质基础并规定了它的极限。农业经济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人口演变有不同规律: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区,人口往往能较稳定地增长;牧区人口增长则因牧业受自然条件变化巨大影响而呈现不稳定性。另一方面,在生产工具简陋的古代,劳动力对农业生产有重大意义,因而人口的消长、转移、分布极大地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农业生产面貌发生深刻影响。
    我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呈波浪形曲线上升,并形成若干梯级。先秦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还很稀少,也缺乏可靠的人口记载。战国以后生产力出现飞跃,人口增长也较快。汉代开始有全国人口统计数字,从那时到五代,人口反复波动,最高人口数没有超过6000万的。宋代南方大规模开发导致人口的增长,宋代最高人口数已突破一亿,明代盛期人口约在1.2亿左右。到清代又上了新的台阶。康熙初年人口还只有9000多万,经过100多年,乾隆末年人口已猛增为三亿,至鸦片战争前夕,人口已突破四亿大关。
    清代人口的这种空前增长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农业生产的相应发展无疑是重要的前提。满族入关建立清朝后,合内地与草原为一家,结束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长期军事对峙的局面,又镇压了各地的反清势力,调整了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国家空前统一,社会空前稳定,这种局面对农业生产发展十分有利。正是农业的发展使人口的增长有了可能。不过,人口的空前增长又反过来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峻的问题。清代中叶以前,虽然历代都出现过局部的“地不敷种”的问题,但从全国来讲,土地完全能满足劳动力的需要,人口的增长成为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动力。清代人口的激增导致全国性耕地的紧缺,清代中期,人均粮食耕地面积只有一亩七分左右,人口的增长已成为一种沉重的压力,朝野上下都在议论“生齿日繁”的问题。这种沉重的人口膨胀的压力,若转移到别的任何国家,都足以把这个国家的农业压垮。但中国传统农业凭借其顽强生命力经受住了这次历史考验。它依靠什么办法呢?不外是三条。第一条是千方百计开辟新耕地。第二条是引进和推广新作物。这两条相互联系,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第三条是依靠精耕细作传统,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作为我国传统农艺特点之一的多熟种植,宋代以前已经萌芽,宋代有初步发展,但较大发展还是在明清。围绕着多熟种植,大量品种被培育出来;肥料需求量更大,由施用自然肥、农家肥到施用商品性的饼肥;耕作要求更高,出现特重大犁和套耕等方法;治虫受到重视;栽培管理也更精细。总之,以“粪大力勤”为特点的技术体系更加强化。这一时期土地利用技术(如低产田改造等)又有发展,意义尤为深远的突破是,堤塘综合利用的生产方式在南方某些地区形成,这成为当今所提倡的“立体农业”或“生态农业”的先驱。在以上三条中,第三条更为重要,而且作用越来越大。我国历史上由于人口发展的不均衡和土地兼并的发展,战国以来历代都有一些相对人多地少的地区,精耕细作技术一般是从这些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的。明清时代由于人口激增形成全国性人口多耕地少的格局后,精耕细作更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了。
    
    人力代耕架
    明清在农业技术继续发展的同时,农具却较少改进。明清基本上是沿用宋元的农具,有所创新的多是适应个体农户小规模经营的细小农具,如手摇小型水车——拔车,南北丘陵山区整治水田田埂的塍铲、塍刀,种双季稻整地用的匍蓘〔gun滚〕,稻谷脱粒用的稻床,北方旱地中耕用的漏锄,捕粘虫用的滑车等。明代一些地方出现过风力水车,但并没有推广。甚至王祯《农书》早有记载的一些大型高效农具,明清时反而罕见了。由于牛力不足,有的地方退回人耕。明代还有使用唐代已出现的“木牛”即人力代耕架(图17)的零星记载,这虽是一种巧妙的创造,但在使用动力上不能说是进步,而且使用并不普遍。总之,明清时代已失去两汉或唐宋那种新器迭出的蓬勃发展气象。这一方面是由于传统农具的发展已接近小农经济所能容纳的极限,同时劳动力的富余又妨碍人们进行改进农具提高效率的努力。与此相联系,明清时代在单位面积产量继续提高的同时,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却明显下降。如据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估计,西汉末年粮食单产折合每市亩264斤,每个劳动力生产原粮3574斤。到了清代,粮食亩产增至367斤,每个劳动力生产粮食则降至2262斤。其中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是每人平均占有粮食耕地面积由3.76亩减少到1.7亩。以上是明清农业的不足之处,反映了人口过度增长对农业发展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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