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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论道家宇宙观(二)


    三、“圣人不仁”摄涵道家宇宙观的道德性
    对于西方解释“哲学”为“爱智慧”,方东美作了新的阐释,即哲学需“情缘理有,理依情生”。那些长于严密的逻辑分析达至理却无道德情感的不是哲学,那些缺少理趣过于矫情的也不是哲学;当然,“无情者”与“违理者” 同样不是哲学。只有“穷源搜真尽妙于情理,方为哲学”。方东美认为,中国哲学宇宙观主张普遍生命流衍无穷,挟其善性以贯注于人类。人类修正业以辅天与之善,使之恢宏扩大、化成纯。所以,宇宙是道德价值的增进,生活是道德价值的提高,二者同属道德价值的历程。道家遵循道尊德本,抱一以为式,摄涵生命之源的道德之“情”与生命之“理”,在中国诸家哲学流派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道德经》
    首先,道家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道德经》第五章),说的是宇宙具有道德性,宇宙是道德平等实践的园地。在这里不分大小、高下的一切事情都能表达生命而达到至善。老子痛斥那些假“圣人”之名而践踏人性、践踏平等道德原则的伪君子。方东美指出,后起的道家常误解这句话,认为道家避开善恶的观念不论,只把宇宙看成是自然的运行。“这绝不是老子的本意,他从没有反对宇宙的道德性,因为‘道’与‘德’乃是宇宙内在的真性实相,宇宙一切万物尊道而生,贵德而成,‘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经》第四十四章),外在的天志与天意或许没有,但一切价值仍内在于万有生命”,故道家的宇宙为平等价值之领域,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价值观。西方的古希腊也把宇宙当价值境界,但分为两层,即在宇宙低层“物质境界”的只有罪恶,而无至善,只有伪美而无纯美,故希腊人讲至善至美,总要超脱物质世界,归趋神境。而近代欧西洋人,主张物我两分,以科学立场看问题,认为只有化除物质世界,创设一个超自然境界,才能实现道德。方东美讴歌道家对于现实关怀,善于救人、救物、救世的“不德”之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道德经》第三十八章),方东美认为此意在推崇一种高尚的人格榜样,此人格榜样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普遍的公心为中心,这种包容而有创造性的理想人格是极为难得的。
    其次,“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方东美欣赏道家的这句话,认为其凝练地表达了道家哲学追求道德空灵的特征,与“圣人不仁”有异曲同工之效。中国人在成就道德价值时,可通过艺术的方式、空灵的方式,完成对事情的观察,直透道德的本质。方东美认为道家的道德空灵性影响了宋哲,如“天理流行无间,为仁之本”“天体物不遣,无一物而非仁也”等等,元亨利贞仁义礼智八个字,无物不有,无时不然,充塞天地,贯彻古今。道家的宇宙是一个大的宇宙、道德的宇宙。老庄执道之大象,守道之大中,以齐物论之是非,所以常善体道,使道不失道,使德不失德。方东美认为,此精神里流露的一贯道德标准就是以空灵的慈惠爱人。老子说:“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庄子说:“爱人利物之谓仁”(《庄子•天下篇》)。道家之所以能够见道无执、善贷且成,爱人利物的原因是:以空灵观境,以慈惠爱人。以慈惠心观人观家,故能修身、修家,以天下观天下如人人之天下,且无所不用其极,所以最终成就大的智慧。
    再次,方东美欣赏道家“圣人不仁” 即亦诗人亦哲人亦善人的存在方式。“吾人一旦论及道家,便觉兀自进入另一崭新天地,如历神奇梦幻之境。”人生宇宙间,作为诗人,老子、庄子悲天悯人情怀浓郁,其著作是美妙的诗歌作品;作为哲人,老子、庄子道德生命高扬,其著作是世界性的哲学经典;作为善人,老子、庄子追求“不仁”即大我的境界,展示无私的精神品质,极其深远地影响着后人。道家“圣人不仁”的理想主张,人们只有扬弃小我、现实的局限,以求道德生命高扬,才能达于道德精神的逍遥境界。从宇宙的视野思考,老子、庄子悲悯于人们过于注重表象的价值和各种所谓世俗的繁荣,使真理受到物质和条件的阻隔和障碍。道家的道德精神主张完成一种寓言化的大思想体系,体悟和实践大我的道德生命。自称资性气质属于道家”的方东美亦诗人亦哲人亦善人,一生致力于道德生命的高扬。方东美一生写诗数千首之多,留下《坚白精舍诗集》。如方东美自己所言:“诗的功能在作生命之梦”,“诗词的幻象可以帮助我们穿过悲惨生存的圈套,而开辟精神自由的新天地……,将生命结束的悲剧转认为精神的凯旋。”学者评价道:“我们当代一位伟大的学者兼良师。作为一位哲学家,东美先生不愧是体现了他自己的人格理想——集诗人、先知、圣贤三重复合的人格于一身。”在抗日战争前夕,作为哲学家的方东美不为“亡国论”吓倒,应邀在广播电台向全国听众演讲《中国人生哲学》,以古代哲学的进取精神鼓舞志气,呼吁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誓死保卫祖国;在中央大学战时搬迁西南时,方东美利用教学的空余时间,不为艰苦条件“所困”,在寺庙里潜心研究佛学经典,为日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在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方东美不惧西方所谓学术“权威”勇于挑战权威,捍卫中国哲学在世界上的尊严。方东美以实际行动阐释了“圣人不仁”的道德理想。
    四、“丰盈外溢”的道家宇宙创生论
    方东美对中国泛神论的分析,是从宇宙创生问题切入的。他认为,就宇宙创生来看,有四种不同的思维路线,即:一为位格或非位格的创造理论;二为丰盈外溢的流出理论;三为源自永恒法相之交融互摄理论;四为各种形式的深化理论。前三种理论皆蕴藏一种圆满成全之哲理,此圆满成全系含于或凌驾于一般所接受的神明。方东美主要讨论了前三种理论。他把孔子与基督教和柏拉图放入一类,认为此三者皆指出,世界经由创造而成,价值经由上界向下界流贯,以及普遍生命的创始与顺成、永不休止的呈现“至善”的状态。孔子与基督教的不同之处仅在于他的神明是非位格的而已,此处方东美把儒家的天道视为外在于世,在地位上与西方上帝相类似。
    
    孔子与柏拉图
    就第二种“丰盈外溢的流出理论”来说,以道家系统为典型,其后有蕴涵道家思想的新儒家系统,与西方普洛丁哲学较为相似。无论是道家旁通统贯的“道”“太极”,还是无限的“太一”,好像宇宙的道库一样贮藏着丰富的实有与价值,因其自足而现丰盈外溢,层层展现为知识上、道德上与物性上的瑰丽美境。这些境界的实现靠的是人的观照冥想,因为人是宇宙源头之缩像,在理性思维难以达到之时,通过神秘体验可发现命运与最终旨向。我们认为,普洛丁“太一”思想是从柏拉图的理念到基督教的上帝之间的过渡,是一个接近上帝的体象。方东美把道家的“道”与新儒家的“太极”相互比附,与他对道家的青睐以及学统主张是一致的,此“流出理论”表达的思想等同于他后而阐释泛神论的观点。
    关于第二种理论,方东美主要指的是佛教的华严宗。他认为华严宗亦宗教亦哲学,将善知识的智慧、菩萨行的愿行以及未来佛的善财童子融摄于人的内在本性,把差别的事法界、统贯的理法界、互摄的理事无碍法界、连锁的事事无碍法界四法界摄于一体,起于无穷、涵摄圆融之理,于是大千世界的脉络以及所有的人生际遇皆获得意义,共同分享旁通统贯的和谐。
    方东美总结说,生命为神所造,或静态或动态,人类精神生命的来临永远企望接近神的原始创生之德。演化中的世界,正是神明创造的世界。其实,方东美这里所说的神可理解为泛神论,所谓泛神论指的“就是深藏在宇宙里面不泄露它的深微奥妙及一切秘密的精神力量”。泛神论与无神论的区别就在于它比无神论更强调宇宙自然本身的能动性和造化之精妙,故而称之为“神”或“上帝”。我们其实可以把泛神论的“神”当作一个形容词来看待,以之表达对自然界之伟大而精神之创造力的赞叹。“神为原始之大有,挟其生生不息的创化力,沛然充满一切万有,于穆不已,宇宙六合之内因神圣的潜能布满了创化的历程”。泛神论在道家表现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说。所谓“天地与我并生”,是说一个人在创造的原则里和谐同一,与广大宇宙的“敌意”划除掉了。方东美强调,道家齐物论的主旨,是在广大悉备、交摄互融的系统中,万物各适其性、各得其所,一往平等。道家要求的平等,在方东美看来,指的是神意精神上的平等。“庄子在《齐物论》里,要把真正的自由精神,变作广大的平等,普遍的精神平等。”此平等需要通过自我的精神转化来完成,即转化“小我”为“大我”,让自我融化在宇宙的大家庭中,使自己处于“道通为一”和“道枢”之中。“道未始有封,然后道通为一”。生命的意义在于神意精神的升华,至于道体合一的高度,将人世和天道的快乐融为一体。
    方东美自认为他采取的是泛神论立场,他对自然神沦、有神论和泛神论有着自己的理解。依据超绝的自然神论观点,神贵为至尊、高居皇天,对低处凡俗的人与世界无益。自然神论是十七、十八世纪流行于英、法、德诸国的一个宗教和哲学思潮,就神和自然界的关系而言,自然神论承认神或上帝是超自然的存在者和创造者,在创造和推动了世界之后就置身事外不复过问世事而让世界万物按自然规律运行,自然神论所谓的“神”对于世界来说其实只是一个虚位的存在。
    
    基督教信奉的耶稣
    有神论与无神论是相对的。方东美指出,严格地说,西方宗教分类学只承认一神信仰才是有神信仰。因此按严格说法,有神论主要指西方的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方东美称有神论中的神为“天父”,以基督教为有神论的代表。张振东在回忆中指出方东美曾说:“人生该有一个宗教信仰,不管你信的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回教或其他有神的宗教”。对于方东美在生命晚年有没有加入佛教,傅佩荣是这样说的:“与其说他信仰某一种宗教,像正式信徒一般的履行教规及仪式,还不如说他所向往的是一种宗教‘情操’,亦即他相信有一位哲学家的‘神’”。
    我们认为,这里傅先生所说的哲学家的“神”与方东美理解的泛神论是一致的。在此哲学家的“神”即泛神论的定义下,我们以为方东美更倾向于第二项宇宙创生理论道家的“丰盈外溢的流出理论”,其主要理由如下:一是对于第一项“位格的或非位格的创造理论”,他认为包括犹太教基督教的创世理论、柏拉图的创造理论和孔子的天道创造理论,这里不论方东美将孔子的理论这样归类是否妥当,但至少可以说叫方东美把儒家的天道视为外在于世,在地位上与西方上帝相类似,这种创造说实为有神论,已为方东美所批判;二是第三项宇宙创生理论“源自永恒法相之交融互摄理论”,方东美这里主要指的是华严宗,既然是哲学家的“神”,那么对于华严宗这一宗教的“神”就不是那么欣赏了,何况方东美在论述道家对佛教影响的时候,强调是“道家影响佛教,而不是相反”。
    后来,在人的神性逐渐丧失的情况下,方东美曾指出:“人的疏离可能肇因于行为的失调、理智的误解、感情的堕落、价值的盲目、意愿的挫折、心灵的失调,或精神的分裂”。他把原因归于三类,即宗教的、哲学的和人性的。从宗教的原因看,神本来是仁爱充沛的本源,却在负罪文化中被误认为是使人恐惧战栗的超绝对象,于是人与神疏离了;从哲学的原因看,由于科学思维的发展与支配,人与各层世界被限于认识与被认识、解析与被解析的关系中而不能圆融互通,于是人与自然、社会和他人发生疏离;从人性论的角度看,人的本性本应崇高伟大、意蕴丰赡,但却在一系列打击之下妄自菲薄,自降身份陷于支离灭裂的惨境,于是人与自身的本性发生疏离。而在这三层疏离的原因中,方东美又视人与神的疏离为最根本的疏离,因此在他后面的复性工作中,主要以恢复人的神性作为支力点,要求以“泛神论”作为提升我们精神的支撑。
    小结
    现代以来,包括方东美在内的中国哲学家们对哲学宇宙观等形而上学建构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在当代因种种原因,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一直是的“薄弱”环节。大陆左的路线曾使得道、儒、佛等传统哲学“缺少深入而系统的分析,很少有比较全面的理解”。宇宙观从形而上学来看,依然是比较抽象、远离具体现实的,从而给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带来较多的困难。那种彻底否定传统哲学的旧思维是错误的,像“过了保险期的房屋,必须推断,但一些被拆的砖瓦,仍可利用再造新居,需耐心加以抉择”。 方东美论道家宇宙观围绕生命论、中和论、道德论、创生论等逻辑展开符合那个时代的认知。我们要积极借鉴哲学家的成果,从宇宙观发展史角度和人类思维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待当代道家哲学之建构。
    (本文转载自“豆丁网”,作者施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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