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四写王安石及与《光明日报》二三事
http://www.newdu.com 2024/12/05 10:12:40 国学网 华宇 参加讨论
 邓广铭 邓广铭年轻时曾发愿，要把文史融合在一起，像司马迁写《史记》、罗曼·罗兰写《贝多芬传》那样，用自己的文笔书写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而在邓广铭眼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就是这样一位英雄，因此，他把为王安石立传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成就了“邓广铭四写王安石”的佳话。这四本传记分别于1953年、1975年、1979年、1997年出版。2017年3月，为纪念邓广铭先生诞辰110周年，三联书店将这本王安石传与邓著《陈龙川传》《辛弃疾（稼轩）传》《岳飞传》以及《辛稼轩年谱》《韩世忠年谱》集结出版，合称邓广铭宋史人物书系“四传二谱”。 邓广铭不仅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还称得上是一位资深的编辑。早在1930年代，邓广铭就曾担任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重庆《读书通讯》以及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的社外编辑，1946年秋后，又协助胡适主编过《申报》的《文史》副刊。1953年4月，《光明日报·史学》创刊，由北大历史系、北师大历史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担任编辑单位，范文澜、翦伯赞、陈垣任主编，并分别由邓广铭代表北大、白寿彝（后改为陈正飞）代表北师大、荣孟源（后改为谢琏造）代表近代史所担任执行编辑。《史学》成立后，三家单位的执行编辑时常约在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大街）的光明日报社老社址碰头看稿、讨论选题，但后来因报社条件简陋，无法提供固定的办公室，碰头地点就改到了北大燕园；再后来，在范文澜的提议下，《史学》干脆归北大一家主编了，就这样，邓广铭和田余庆、陈庆华、张寄谦等几位同事一起，把《史学》负责到了1966年。《光明日报》自此与邓广铭结缘。 邓广铭之前，“荆公受谤七百有余年” 据光明日报社原总编辑穆欣回忆，《光明日报》的一大特点，是“根据知识分子的兴趣和我国近代报纸的传统，创办了几个学术性专刊……有《文学遗产》《史学》《哲学》《经济学》以及《文字改革》《民族生活》”，而这些专刊曾经是可以和正刊分开、通过邮局单独订阅的。出现这种特殊的情况，一是因为当时国家资源紧张，纸张供应困难；二是《光明日报》的读者多为专家学者，把专刊拆出来供按需订阅，可以为他们省下一笔书报费。可见，《光明日报》专刊的学术性很强，对一个话题的报道往往要以它在学界的研究基础作为起点。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改革家，被宋神宗封为“荆国公”，但他以改革家的正面形象出现却是较为晚近的事了，相反，在自北宋晚期以来的大部分史书里，王安石的形象则多是“变乱祖宗法度”的历史罪人。对此，清代学者有一句概括，叫“荆公受谤七百有余年”。 所谓的“七百有余年”，上自北宋下至清代中叶，其过程大致如此——宋神宗时期，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便对王安石变法多有非难；到了宋徽宗时期，宰相蔡京乱政，但时人却认为“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等于把蔡京责任推到了王安石身上；宋廷南渡后，宋高宗出于“靖康国难”的政治考量，在编纂《神宗实录》时仍以“是元祐而非熙丰”为宗旨，并且削去了王安石“舒王”的封号。而此后历代博学之士，上自朱熹、吕祖谦，下至黄宗羲、王夫之，则多少受到了前人的影响，甚至发挥了对王安石的丑化，如朱熹就曾评价王安石“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再如明清时期的《宋元学案》就将“荆公新学”编排在了全书末位，并有将之斥为异端邪说的倾向。而直到清代中叶，才有两位江西抚州人，李绂和蔡上翔，立志为同乡辩诬。其中，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是一部力作，但其中不免夹杂了乡邦之谊，未能做到实事求是；近代以来，梁启超写过一部《王荆公》，这部传记运用了新的史学方法，但立意中显然有为戊戌变法申雪张目的痕迹，减损了该传的学术价值；到了民国，国民党为了推行“保甲制”，搬出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作为历史根据，并将之无限拔高，王安石的形象也随之愈加正面，代表作如柯昌颐的《王安石评传》。 可见，意图前置的“贬损”和“溢美”是搽在王安石脸谱上的白粉和红粉，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从而恢复王安石的本来面目，是邓广铭这代学者需要面对的问题。 一写王安石，在《光明日报》引发一场学术争鸣 1950年底，重建伊始的人民出版社约请邓广铭为“中国历史小丛书”撰写一本王安石传。经三年左右的写作修改，一部4万余字的《王安石》于1953年年底出版。1954年5月20日，邓广铭在《光明日报·图书评论》发表了《关于“王安石”的几点说明》，向读者讲述了这本小书的旨趣和要点。 邓广铭认为，在造成王安石被历代文人诬蔑的诸多原因中，一篇题为《辨奸论》的文章影响最大——一来，这篇文章把王安石说成是“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的奸怪之人，文中有一句评论被历代评论者引用再三，叫做“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二来，《辨奸论》据说出自苏洵手笔，而苏洵在文坛地位崇高，这就加重了这篇文章在后人心目中的分量。虽然《宋文鉴》《古文观止》将《辨奸论》归到了苏洵名下，但苏洵文集《嘉祐集》却并未收录这篇文章，因此，《辨奸论》是否为苏洵所作，以及文中内容是否属实，就成为了王安石研究的一个焦点。 在《王安石》这本传记里，邓广铭持这样的观点：《辨奸论》乃北宋邵雍之子邵伯温托苏洵之名的伪作，邵氏父子属司马光旧党，是王安石改革派的政敌，因而这篇文章是党政的产物，且多有捏造事实、恶意谩骂之处，故不足征信。其实，早在清代，一些学者就开始怀疑《辨奸论》为伪作，并做出一些考证了，但邓广铭的贡献在于，他用《续资治通鉴长编》刻本、连辑本《宋会要稿》影印本等前人未能接触的新史料把《辨奸论》的考证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更重要的是，《辨奸论》旧案重提，在后来“双百方针”时期引发了一场学界争鸣。 1957年3月17日，李清怡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试论“辨奸论”的真伪问题》，向邓广铭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宋神宗时期，张方平在为苏洵题写的墓碣中提到了《辨奸论》一文，此时，邵伯温尚在童年，《辨奸论》怎会出自孩童手笔？其二，如若《辨奸论》为邵伯温所做，苏轼又怎会在《答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中说苏洵作《辨奸论》乃自己亲眼所见，难道苏轼也在撒谎么？鉴于此，李清怡虽认同邓广铭对于王安石的整体评价，却不同意《辨奸论》乃邵伯温伪作的观点。但不久，傅璇琮就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关于古籍校勘工作的一些意见》，回应了李清怡的疑问，傅文指出，已有充分的史料证明，张方平的墓碣以及苏轼给张方平的回信都是邵伯温的伪作，这两篇文献都是邵氏为坐实《辨奸论》而撰写的一组伪文。至此，《辨奸论》真伪的争论渐成争鸣之势。 当年的《光明日报》每天只出四个版，限于版面空间，上述文章都是千百余字的短文，亮出论点后，论证却只是点到为止，算是一种有新闻由头的“学术通讯”。在李文、傅文发表后，《文汇报》《国学研究》《古典文学论丛》《南京大学学报》《学术集林》等报刊杂志发表了吴小如、章培恒、曾枣庄、王水照等大批学者关于《辨奸论》的研究，虽然真伪之争至今未见分晓，但一系列学术问题却在这次讨论中浮出了水面。可以说，《光明日报》几则简短的学术通讯搅动了学界的一池春水，关于《辨奸论》真伪问题的讨论，也深深嵌入了邓广铭的学术生涯。“三苏”专家曾枣庄教授曾在自己的“学术成果展”上展出了一封邓广铭1995年的来信，“大作《苏洵〈辨奸论〉真伪考》已拜读一过，其中所论各点鄙意大致不敢苟同……”；而据女儿邓小南教授回忆，1997年，在生命的弥留之际，邓广铭还在和华东师大的刘永翔教授书信讨论有关《辨奸论》的问题，“此时，父亲的视力已经相当差，他吃力地指着信上的一行行字迹，却终于难以辨识清楚。我不忍看他如此，便一字字指着，凑近耳畔，为他读了再读。读着读着，眼前的字迹愈益漫漶模糊了”。 二写王安石，在《光明日报》留下了时代的烙印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田中时说，自二战以来，日本历任首相都反华，而田中却要来与中国恢复邦交正常化，这颇有中国宋朝宰相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精神；又说当时苏美正合谋对付中国，而田中对此竟能不予理睬，毅然来华，这又颇似王安石“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毛主席提到的两个“不足”再加上“天变不足畏”，就是史书所记载的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谈话记录传出后，人民出版社立即派人找到了邓广铭，请他在1953年出版的《王安石》的基础上重点充实“三不足”，争取在1972年内再版这本传记。这就是邓广铭二写王安石的历史背景。 而在人民出版社找到邓广铭的差不多同时，《人民日报》的编辑也找到了北大历史系，请邓广铭围绕毛主席和田中的谈话写一篇稿子，立意要结合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因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中有反抗孔子“三畏”，即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精神。邓广铭听后有些为难，因为在他看来，王安石“三不足”的本质应当是“援法入儒”，不能简单理解成对儒家的批判；再者，变法虽然是在法家精神指导下进行的，但这并不等于说王安石是法家；而把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争论说成是“儒法斗争”则更属牵强附会。说是机缘巧合也好、阴差阳错也好，此时的邓广铭已在“文革”中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北大军宣队便以此为由拒绝了《人民日报》的约稿。 随后，“儒法斗争”很快又和“批林批孔”结合起来了，这是1973年的秋冬。此时，邓广铭已经基本完成了王安石传的改写，却突然接到人民出版社来信，要求他在书稿中融入“批林批孔”的内容，以“增加一点时代气息”，随信送上的，还有一份上海《文汇报》发表的有关“批林批孔”的社论，请邓广铭用作参考。人民出版社结合“批林批孔”的要求，和此前《人民日报》结合“儒法斗争”的要求一样，让邓广铭无从下笔，但此时的王安石传已从1953年版的4.4万字充实到了十余万字，新增内容大多是邓广铭近二十年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此时放弃出版，实在于心不忍，于是，他干脆从《文汇报》的那篇社论里选了一段，一字不差地抄进了书稿里，并随即将书稿寄回了人民出版社。 但事情还没结束，1974年3月，人民出版社将邓广铭修改后的样书共计70本分送北京市委写作组、上海市委写作组、四川大学历史系以及宁可、卞孝萱、蔡美彪、冯其庸、漆侠等专家征询意见。大概是一段摘抄还不足以撑起该书的“时代气息”，修改稿依然没能通过审核。而就在1974年前后，国家出版局的同志告知邓广铭，毛主席的近期书单中列有邓著王安石传，而由于毛主席晚年视力下降，觉得平装书“不适合老头子读”，所以该书要印成少量的大字线装本，字体由原来的一号长仿宋字体改用36磅长宋字体，鉴于要重新排版印刷，所以请邓广铭务必尽快完成修改。随后，人民出版社也加快了催稿的节奏。 此时，书稿尚未通过审核，而毛主席却等着要看，无奈下，邓广铭只好再次动笔，并把新添写的、所谓的“时代气息”的部分，以文章的形式交给《光明日报》先行发表，这便是1974年7月7日《光明日报》以整版篇幅刊发的《王安石——北宋时期杰出的法家》。据女儿邓小南教授回忆，父亲曾说，1974年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经《光明日报》编辑改过一道的，但改动之前的题目是什么、文中内容有没有改动、这些改动是否征得了邓广铭的同意，都已不得而知了。据穆欣回忆，邓广铭曾抱怨《光明日报》刊出的文章和他们送来时的样子经常有出入，对此，穆欣的解释是，编辑工作“既要求专刊和正版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而对上边来的指示，常受‘纪律’限制不能告诉专刊编委，致使专刊编委蒙在鼓里，难辨动向”，并向邓广铭表示了歉意。虽然是一篇命题作文，但邓广铭这篇长文中多少也有些把伪问题做成真学术的意思，其中的况味怕是不足为外人道了。 邓广铭将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这篇文章融入书稿，于1974年年底，再次向人民出版社交稿，并终于通过了审核，新书于1975年7月正式出版。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部王安石传一直由人民出版社负责约稿，但由于1953年那版“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尚不成熟”，最终是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而此次则正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三写王安石，和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东风 22年后，在1997年北大历史系春节团拜会上，邓广铭坦率地讲了这样一番话：“老实说，我在‘文革’中没有吃过太大的苦头，我的原则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而据台下师生回忆，邓老这话是饱含着自责和歉疚的。的确，邓广铭在不止一篇文章中提到，1975年的那部王安石传是“被污染了的书”。据南开大学历史系杨志玖教授回忆，邓广铭在1975年前后的一次通信中曾坦率地承认了二写王安石在史料上存在不少问题，并告知“准备于《王安石》再版时加以补救”。可见，自二写王安石落笔之日起，邓广铭就下好了三写王安石的决心。 “一些混乱的概念和错误的论点，既经我笔之于书，就可能使这本书的读者连带地受其影响，这是我感到十分惭愧和内疚的事。”这是1979年邓广铭在第三本王安石传的再版后记中的一段话。1979年前后，伴随自《光明日报》席卷全国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邓广铭秉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完成了王安石传记的修改工作。对比1979年和1975年两个版本，书的结构基本没变，但内容和一些提法上却有很明显的差别，比如细节处将“反儒、反潮流的‘三不足’精神”改为了“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把部分“儒家”改为了“守旧派”，把部分“法家”改为了“改革派”，淡化了所谓的“儒法斗争”；再如加进了“附谈与‘三不足’有关的两个问题”一节和“断西夏右臂的河湟之役”一章，把全书由16.8万字扩充到了17.9万字。鉴于改动的幅度不大，邓广铭建议出版社不必在封面上注明“修订本”，以避“过分夸大之嫌”。 此外，邓广铭特别交代出版社，要将1975年版第74页中的这段话删除——“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内，有一个颇为分明的历史现象是：在执政当权的人物当中，凡是法家多半执行爱国主义的路线，凡是儒家多半执行卖国主义的路线。在北宋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当中……法家王安石和以他为首的变法派，儒家司马光和以他为首的保守派，又为这个颇为分明的历史现象提供了最确切的例证。”在淡化“儒法斗争”的同时，邓广铭重申：“王安石当政期内所施行的一系列新法，都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制定和推行的。我相信这个论断是正确无误的。就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来说，他实实在在是一个‘援法入儒’的人。” 四写王安石，用《光明日报》通古今之变 据大女儿邓可因回忆，父亲的晚年，总是整日拿着放大镜查书，用颤抖的手在王安石书稿上笔耕至深夜，一次，她和父亲开玩笑：“王安石决想不到在近千年后，能得到了你这样一位知音。”邓广铭则回答道：“修改王安石这部传记，不在于修改了多少，而在于格调不同了，对王安石有了新的认识。” 这“新的认识”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来的，“我是从现实政治经济的飞腾活跃的改革场景的体认，得到了启发，加深了对于王安石变法革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认识。”这是邓广铭四写王安石自序中的话。 对比1979年和1997年两个版本，我们可以发现邓广铭在介绍王安石“农田水利法”的章节中添加了一段内容，从注释可以发现，这段内容来源于1996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时代周刊》上刊登的“人民治黄50周年特稿”。其论原委大致如此：作为变法的一项重要措施，王安石于1071年在开封设置了“总领淤田司”，专门负责放水淤田，一来开拓农田，二来治理黄河。为证明“淤田法”行之有效，而绝非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所批评的那样“岂惟徒劳，必大烦扰”，邓广铭极尽考索之功，为王安石找到了两条有力的证据：一条是一千年前的《史记》中所记载的“泾水一斛，其泥数斗，且粪且溉，长我禾黍”；一条是近一千年后的《光明日报》特稿中所说的“我国广大水利工作者数十年的治黄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拦、调、排、放’四字方略”。邓广铭认为，司马迁所谓的“粪”、《光明日报》所谓的“放”，与王安石所谓的“淤”，其实是一个道理，是中国人在治理水患方面一以贯之的方法。前有古人的成功经验，后有今人的科学总结，邓广铭思接千里，真可谓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了。 但遗憾的是，在第四部王安石传于1997年10月出版后不久，91岁高龄的邓广铭便与世长辞了，而这部王安石传，也就成了他学术生涯的绝笔。 1998年6月2日，在邓广铭逝世五个月后，时年93岁的臧克家先生口述了一篇追忆邓广铭的文章，但由于“体弱神衰而无力握笔”，只能由夫人郑曼代写，寄给了《光明日报》（1998年6月25日发表）。在这篇题为《深交七十年——追念恭三》的文章里，臧克家透露了邓广铭四写王安石时前后的一则重要信息：“他在修订《王安石》一书中有所得，也来信告诉我：‘其中有两节，自己甚觉得意（未到忘形），便改变为可以独立的专题论文，一篇已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上刊出，另一篇于十天前刚寄往该刊，大概得明春刊出了。’”根据臧克家的提示，邓广铭的“得意之笔”，是先后发表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上的《略伦王安石为天下理财的主张及其实践》和《王安石统一中国的战略设想及其个人行藏》，由此推测，“理财思想”和“国家战略”是邓广铭着重加强的部分，事实上，这两篇文章也是邓广铭在四写王安石时新加入的一章“王安石入参大政时治国安邦的两大抱负”中的两个小节。 邓广铭先生逝世后，由光明日报社主管主办的《中华读书报》也先后发表了多篇追忆邓广铭的文章，其中一篇题为《邓广铭先生四写王安石》，是报刊上比较最早地梳理这四部传记的报道。还有一篇题为《邓广铭二改书名为哪般》的文章，探讨了一个非常有趣但却被多数读者忽略的问题，这篇文章指出，1953年出版的王安石传书名为《王安石》，而1975年和1979年则改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到了1997年则又改为《北宋时期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那么，这两次更改书名是邓广铭无意为之还是另有考虑呢？作者接着考证：“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语出《列宁全集》第10卷中《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一文，这是列宁在1906年前后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普列汉诺夫就俄国土地问题进行论战时提到的；普列汉诺夫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人所主张的“土地国有制”，认为它无异于中国宰相王安石在变法的土地政策，最终都将以失败告终；为反驳这种观点，列宁对王安石的土地政策给予了较为积极的评价，并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革命导师说过的话无疑在政治上是安全的，这就是1975年和1979年版书名的来源。但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列宁对王安石的认识并不全面，如列宁认为王安石“实行土地国有制未遂”等一系列观点就不符合历史的客观情况，再加上邓广铭多次重申，自己的研究重心是作为“政治改革家”的王安石，对他的文学成就、学术成就关注不足，因此，在四写王安石时，邓广铭将书名改成了《北宋时期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这篇文章的推测未必符合邓广铭的本意，但却向读者展现了这本传记背后曲折的历史背景。 晚年的邓广铭在专心修改王安石传记及《岳飞传》等著作期间，曾多次接受《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的采访，其中一位记者韩小蕙留下了这段采访笔记：“当我说明是来约稿的，邓先生的女儿十分客气地将我让进门。邓先生首先便指着饭菜让我一起吃饭，见我执意不肯，他就立即放下饭碗，过来陪我说话。”邓先生和善地说：“我很愿意给你们写稿，这里面有两个因素，其一，我跟《光明日报》的关系可谓深矣，过去的史学版就是我们几个人编的，那还是60年代。其二，你要的文章我肚子里也有，还有不少呢！” 邓先生已辞世，带走了他要写给《光明日报》的“一肚子的文章”，却在《光明日报》上留下了他四写王安石的故事，和一位学者对于学术事业的敬畏和坚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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