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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参同契》的沉寂与显扬之因探究(2)


    重玄学直接开启了道教义学的心性之路,其功效性当然不容抹杀。但随着重玄学的发展,其“绝对否定”的方法论原则越来越构成对道教传统“重现实教化”宗风的破坏。隋唐以来,道教各家在对《周易参同契》注释的过程中,以汉易的卦气说、阴阳五行说、纳甲之说等等为基础,认为《易》体现了天地之道,人法天地之道能修成还丹,与天地同在;更重要的是能认识天道规律、驾驭现实,沟通天与人。这对于恢复道教传统的重现实教化的宗风,在理论上更有价值,在实践中更有实效性。因此,尽管从隋唐一直发展到宋,道教重玄学仍然有所建树,但与此同时,以阐发《周易参同契》的天人思想为重要内容的道教丹道之学开始崛起并趋于兴盛。而唐宋时期,思想比较自由、宽松,道教的地位也相对比较高,因而也不容易出现汉以后的那种情况,即政府和社会对《周易参同契》产生任何不利于其发展的种种偏见。
    对于《周易参同契》在唐代成为道教中的一门显学,卢国龙先生曾对此作过精辟分析。②他认为,金丹术在实效性和技术操作层面存在的问题,促进道教界进一步思考金丹的原理,以期从理论上取得某种突破,寻求道教金丹发展的新路径;中国传统文化一般都承认宇宙的基本原理是元气生成,宇宙间洋溢着生气,生机流转,造化无穷。人得天地钟秀之气而最灵,能体悟宇宙生机的动跃流转,因应自然进而驾御自然;而在道教众多的丹经中,《参同契》对此元气生机论的原理阐发是非常突出的,因此,这是唐代时《周易参同契》从众多丹经中脱颖而出,成为显学的一个起因。对卢先生此论,我们还可以给予一些资料上的说明。如对于以修丹之理与天地造化的变化之理相比拟,隋唐时期的丹经多有对此问题进行阐发者。似出于唐代的《太清元极至妙神珠玉颗经》认为,人之生成与天地阴阳五行、四时八卦之运行变化同理,因此人之修炼,亦与天地造化同途。此书所述丹道之诀,其周天符火进退与《周易》卦爻变化是相配合的。唐代丹经《通幽诀》认为道生阴阳,阴阳生五行,五行合而为还丹,还丹之理同于天地造化之理;唐五代丹经《陶真人内丹赋》认为修道者法天地阴阳之两仪,取象《周易》八卦,混阴阳之变化,顺日月之厘度,交媾水火,降伏龙虎,九还七返,可成还丹;原题阴长生注的《金碧五相类参同契》,陈国符先生《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术经诀出世朝代考》认为出自唐代,此书假乾坤坎离、日月阴阳、四象五行,金石卦爻,以言道教的丹道修炼。上述这些丹书之所以讲炼丹还要结合天地之理来进行论述,反映出隋唐道教的炼丹术和东晋葛洪和南朝陶弘景时的炼丹术相比已有了重大的不同。炼丹的技术当然还是关注的重点问题,与此同时,对炼丹进行理论的论证逐渐成为了更为重要的关注点。《周易》天地人三才之道以及《周易参同契》合大易、黄老、炉火言丹道的传统在隋唐五代得到继承和发扬。天道与丹道的同一,使得道教炼丹的过程成为和天地造化同途的过程,炼丹的意义,不仅是求得长生不老,更重要的是求得人与天道的合一。
    隋唐道教丹经还以《周易参同契》所载汉易象数学的理论形式,如卦气说、阴阳五行说、纳甲说等,论天地造化的节序,并以之描述道教丹道的火候。《周易》卦爻符号的变化被用来表征天道阴阳消息进退的信号,修道之人法此而行,就能与天地合,与大道通。这里面也暗含了这么一层意思在里面,即道教丹道的修炼节序同于天地造化、生人生物的节序。这个观点,在道教中人看来,是丹道修炼的一个重要前提。
    因此,从学术史发展的逻辑进程来看,《周易参同契》在不同时期的沉寂与显扬,实有其内在的原因与理路。通过对其原因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道教、易学的发展历史,勾勒出道教与易学学术流变的轨迹、脉络,而这对于更好地开展道教史、易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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