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如说儒》是腾讯网儒学频道、深圳儒家文化研究会联手打造的高端文化讲座，学术性思辩性强，非常适宜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精英人士。讲座完全颠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习惯观点，带领听众重新思考近代史，重新审视儒家文化。
第二讲《科学的魔咒》从现代精神的一个侧面——科学入手，指出科学精神一旦统摄一切，将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灾难。徐晋如引述汉人扬雄的说法“通天地人者曰儒”，指出天道即宗教信仰，地道即科学，人道即人文精神，三者齐备，才是社会稳定的三个支脚。
（特别鸣谢：汉字创意设计师霍者先生）
《晋如说儒》第二讲：科学的魔咒
科学的魔咒（资料图 图源网络）
徐晋如：欢迎各位旧雨新知。上一讲我讲的主题可以归纳为“现代性的癌症”。这一讲呢，跟大家谈的是“科学的魔咒”的问题。
大概在1995年还是1996年的时候，当时北京的高校有一个著名的思潮，叫做“人文精神大讨论”。当时啊我还在清华读书，北大有一位师兄，他看了我当时主编的一个杂志，叫《清华诗词》，我在前面写了一个发刊词，他就希望我能够就人文精神的问题提出一些见解来。其实在当时，我并没有可能提出多少有价值的见解，我也很有自知之明，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参与这样的一个讨论。时至今日，最近我又看到很多人在纪念当年的那次思想运动，在怀念当年对于人文精神的一种企慕，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相对于十多年前，我们的社会更加物质化了，更加脱离了我们的精神领域。但是，我很遗憾地发现，其实一直到现在——从十多年前到现在，能够理解何谓人文精神的人并没有多少。迄今为止我认为，对于人文精神做出最精当的定义的、做出了最深刻的阐释的，仍然是1947年老清华的教务长潘光旦先生——也是我毕生的学术偶像——潘先生的一篇文章叫《人文精神必须东山再起》。为什么人文精神必须东山再起？为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大家都在高唱科学、高喊民主的时候，我们要不合时宜地去讨论人文，或者说要去鼓吹人文，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孙中山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段话说得是杀气腾腾。整个世界，它好像就像长江的水永远向东流一样，只能朝着一个方向前进，我们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必须要被这个潮流所裹挟，如果脱离了这个潮流，那么你就必然要被淘汰，甚至要被开除“球籍”。这是八十年代一个非常著名的专题片《河殇》里面的话。但是，这样的一股洪流究竟会奔向何处？是奔向宁静的大海，还是会掀起滔天的巨浪？这点孙中山没有考虑，孙中山以后的我们今天称之为“先贤”的、“思想先驱”的鲁迅啊、陈独秀啊这些人也都没有考虑。可是到了今天，我们不得不去考虑这样的一些问题。
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纳粹德国和前苏联的覆灭，仿佛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不容置疑的人类经验，那就是人类只有一条道路，具体地说，这条道路就是美国的道路。美国有一位智囊，他的名字叫做弗朗西斯·福山。这个福山他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做《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终结”这个词最早是谁开始使用的呢？是恩格斯。恩格斯有一个名著，叫《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福山的眼中，人类社会只有一条道路，就是资本主义和民主的道路。人类社会进化到了资本主义，进化到了民主，它就已经是达到了极致了，再也不需要发展了。这种观点，今天很多人称之为叫“普世价值”。但是事实是否是如此呢？我们不妨看一看2008年开始于美国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我们不妨看一看把整个欧盟、把整个欧洲推向了泥沼的希腊主权危机，也不妨看一看遍布第三世界国家的血汗工厂，不妨看一看日益堕落的社会文化。很自然地，只要你不抱偏见，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所谓的“普世价值”恰恰是很值得怀疑的，或者说我们至少也要认为即使它作为美国的经验是成功的，它也未必能够适用于其他的国家。
那么，当然西方世界也有清醒者。加拿大就有一位人类学家，叫做莱特，他写了一本书叫《进步简史》。他就讽刺福山的观点，认为福山所讲的这一切是一种盲目的自信，他的自信就像七世纪时候的伊斯兰国家，就像十六世纪的西班牙，或者像十九世纪的大不列颠，这些都是当年曾经想雄霸世界的国家，可是它们一个个地失败了，世界一定是多元的，一定是一多并存的，从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便是如此。
儒家思想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中庸”。“中庸”当然不是很多人世俗化地理解，以为我们不要讲原则、好好先生。鲁迅就讽刺，说他最厌恶叭儿狗，就是京巴，说这个叭儿狗呢“摆出一副既像狗又像猫，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的样子。但实际上中庸的思想我们以后会详细地讲到，它是非常刚健有为的，也是非常地讲原则的。但是中庸思想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贡献，就是它反对“执一”——“执”就是用手拿东西，你不要总是坚守住一个标准一个立场，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想一想——所以就不能够“执一”。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陈独秀这些人他们就认为我们人类的发展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全面地走西方的道路，这就是“执一”。陈独秀甚至这样说，他说我啊平常是专门讲自由民主的，但是唯独对于提倡文言文、反对白话文的人来说，我们绝对不能够跟他讲自由民主。这个话说得是非常流氓的，但是我们今天呢很多人还依然把它奉为金科玉律。
莱特是一个非常有忧患意识的学者，他说“人类对于进步的务实信仰已经衍生并强化成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世俗的宗教，和其它受到进步信仰挑战的宗教一样，人类也对进步背后的瑕疵采取漠视的态度，于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进步就变成一种‘神话’”。这段话呢，外国人说话总是比较绕，我们把它翻译成或者说用我们自己的口语给解释一遍，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很多的人都信仰着进步的信念，对这种进步信念毫无置疑之心，并且对于进步是否可能会带来重大的祸害是没有考虑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进步本身也成了它所反对的宗教。本身进步思想是认为宗教是反动的、落后的，可是现在进步本身已经也成为了一种宗教。
我们今天都知道，几个核大国所掌握的核武器，足以毁灭地球好多次。我们同样也知道，我们的地球污染越来越严重。当年，曾经抱以何等坚定的信心相信DDT（合成农药杀虫剂）——在座的年纪大一点的可能都知道这个农药——它可以消除病虫害，可以让农作物生长得更好，可实际的情形是，（DDT）在大量地杀灭了害虫的同时，也破坏了生态环境，以至于国际组织不得不宣布禁止使用DDT。我小的时候曾经用过一次，那么那时用DDT所浸泡的硬纸片，它干嘛用呢？点燃以后它会发出很浓重的烟来驱蚊，当时点了以后真地很驱蚊啊，但是你在那个屋子里呆一分钟，你的头脑就晕得不行。那么70年代前期的很多中国的孩子，他们忍受着一个终身的痛苦，就是“四环素牙”。
华中科技大学的老校长，也是我的诗友，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前辈——杨叔子先生，他说了一句精彩的话，他说“没有一流的理科，就不会有一流的工科；没有一流的人文学科，就不会有一流的理工科”。我们北京大学的上一任校长周其凤先生说美国的大学教育没有中国的成功，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句话我们不去评论，我们单说美国教育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即使是美国的一个理工类的学生，他在大学期间所学习的人文学科占到了一半。如果没有对于人类所未知世界的一种敬畏感，没有对于真善美的一种坚守，科学完全有可能像当初协助希特勒的那些科学家一样危害世界。
所以从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这个国家就有着一种对于科学、对于进步的迷信。具体地说，当时陈独秀为我们引进了两位“先生”，就是所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个“德先生”和“赛先生”究竟怎么样呢？今天我们主要探讨“赛先生”的问题。
因为恰恰是近代科学的日新月异的发展——近代科学就像中国的房价一样单边向上，一直不停地往前发展，所以给了很多人一种信心，就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是永远不停地朝前的，任何一个妄图走自己道路的人都可能会被认为是反动的、落后的，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我们要梳理一下近代以来科学和民主、科学和进步的关系。
自由主义大师阿克顿勋爵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一个社会民主的发展开始于悲惨和贫苦，开始于宗教上的道德堕落”。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专制造成了悲惨和贫困，因为专制又造成了整个统治阶级、贵族阶级和教士阶层他们的道德上的堕落。普通老百姓就觉得，第一我们吃苦受累，第二你们在道德上还没有优越于我们的地方，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就主张更多的权利，要求更多的自由和发展，于是产生了法国大革命时的民主。
但是一直到这一百年，民主的理想、进步的观念才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根深蒂固地相信的元信仰——就是所有信仰之上的信仰。这是为什么？其原因，我的分析是这样的，因为科学的发展推进了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呢，又推进了物质生产的发展；物质生产极大丰富以后，社会上每一个人也许他的社会地位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他们所享受到的舒适度、享受到的物质享受是以前哪怕是帝王将相也无法望其项背的。所以我们想，古代一个皇帝出巡——康熙皇帝要出巡、乾隆皇帝要下江南——都要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一走可能就好几个月，可是今天你随便哪一个工薪阶层都可以打一个飞的，从北京和江南之间来回了。什么冰箱、彩电如此种种，全部带给你的是一种生活的舒适感和愉悦感，而这些东西都是从前的人所无法享受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普通民众就认为，自己已经解放了，自己已经达到了可以跟精英相提并论的程度，甚至于完全彻底地否定掉精英。在这种情况下，民主观念才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坚定的信仰，我称这样的人叫做“民主控”。什么叫“民主控”呢？就是认为只要一切民主了，什么事情都能解决。这样的人是非常浅薄、也非常可怜的。
长久以来，我们的文明对于未知有着一种敬畏感，对于自己所不了解的东西前人是不敢随便地说三道四的。但是科学的发展使得人们相信，一样东西只要你想知道，你就一定能够知道，只要你想了解一种知识，你就一定能够了解这种知识，于是世界在我们面前变得仿佛再也没有秘密可言。这就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所提出来的一个词，叫做“除魅”——消除掉了魅惑，消除掉了神秘性，叫做“除魅”。这个除魅的世界不是一个很好的世界，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的时候，人的欲望、人的控制欲就会膨胀到极致。
又因为科学的发展和人文的发展是不一样的，科学是单边向上的，它是永远会比前一代要进步的，而人文学说不同。我们很难说今天的这一代的学者在整体上超越民国，不仅仅指大陆，香港、台湾他们的学者整体的成就也远远没有办法跟民国那一代相比。如果拿民国的学者和清代的儒生他们的学术成就相比，民国学者又要瞠乎其后。清代的儒生即使他们在文字、音韵、训诂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是对于两千多年的儒学两千多年的经学的一个总结的话，但是在思想的开拓意义上，是比不上宋代的儒生的。那么宋代的儒生又怎么能够跟装点了先秦诸子的迷人星空的那些大师相提并论呢？所以人文学科它反而是在退化。我们看一个人的学问怎么样，不应该看他写了多少本书，发表了多少篇文章，而应该看他在多大的程度上继承了古人，懂得了古人。
进步的迷信掩盖了一个真相，就是进步本身并不意味着人的自由和幸福的提升，而自由和幸福才是我们人类所应当追求的终极目标。
我们不妨看一看，在美国最像现代城市的、进步程度最高的大都市，在它的中心区域住的都是穷人。中产阶级住在郊外，真正的富人住在哪里呢？一般住在小镇上。你到美国去问一问，一定是小镇上的人他们的生活更加有幸福感。
前两年我们中国政府开始引入了一项指数，就是中国城市的“幸福指数”。2011年的时候，那个数据非常地意味深长，深圳市在所有调查的将近300个城市当中，它的城市综合竞争力是排第四位的，但是深圳人的幸福度是排多少呢？是排在243位——总共294个城市，我们深圳城市的幸福度排在243位。这就说明一种进步未必会带来自由，未必会带来幸福。
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对于我们这样一些资产达到6个亿以上的人来说，金钱的增加一点都不可能给我们带来幸福感。他说我有一个从前的下属，他当年是跟着我干的，但是他现在的资产已经超过200个亿了，但是你问他幸福吗？他同样不幸福。他说，我们这些人尽管浮出了水面——他们有一个在经济上的划分，认为资产达到多少以后叫做“浮出水面”——尽管我们浮出了水面，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幸福感，没有快乐可言。在浮出水面之前，我们在追逐财富，在增加财富，那个时候我们有奔头，可是当我们这些都满足以后，金钱对我们来说就是意味着一个数字。所以，进步本身并不必然地带来自由和幸福。
我们可以不妨大家自己问一问自己的内心，你在读唐诗宋词的时候，你是觉得你更幸福还是那些不知道电灯、不知道汽车、不知道飞机、今天两个人分手可能不知何年何月才相聚的那些古人更加幸福？你在读唐诗宋词的时候，你心中是不是有一种幸福感？如果你心中有这样一种幸福感，你想想一下当时的那些作者他们的幸福感会要比你更加地重。
真正的幸福感只能来源于什么呢？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教授告诉了我们：真正的幸福只能来源于节制的道德。就像美学里面一切的美都根源于一种节制一样，好比你唱歌，你唱歌的时候你为什么要不跑调？你为什么要符合它的节奏？我们经常形容一个人唱歌唱得不好叫“荒腔走板不搭调”。荒腔走板不搭调的人自认为自己很自由了，但是他唱的歌无法感人，甚至无法感动自己，因为他没有节制。
所以当进步不再能够促使人类的福祉的上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头来反思“进步”这样的理念本身是否是不可置疑的，是不是说它就是一个永远无法反抗的宗教？
鲁迅写过一首杂文诗，他说：
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
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
一人说，什么？
时道（时间说），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
从前好的，自己回去。
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这说什么的，
我不和你们说什么。
这首诗里面的“时间”，其实就是进步的代名词。鲁迅一生坚定信仰的就是进化论，所以他认为“从前好的，自己回去”——这句话，看起来在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你认为从前好你回去嘛，但是这句话说得是非常地霸道、非常地没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你认为过去好，实际上隐藏着一个意思是批判现实，人类即使回不到从前，也绝对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批判现实、反思现实的权利。其实大家把它换一种语境来思考一下，就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了——“你们认为美国好的，你们到美国去啊！”这种话我们也已经耳朵里听出茧子来了，认为美国好，并不一定就是要到美国去，而是说你有很多做得不对的地方，你有很多需要向美国学习的地方。说这样的言论的人，不是汉奸，而恰恰是真正的爱国者。当下的种种痛苦，绝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够逆来顺受，而不能够反思批判。
其实这一百年以来，关于进步的问题，也不是没有过反思。但是这种反思，这种高瞻远瞩有独到之见的思想，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就是鲁迅的绍兴老乡——杜亚泉先生——这是我非常景仰的近百年以来的一位真正的大师级的学者、大师级的思想家。可惜很悲哀，他是上海的一位老教授，当年曾经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发了疯，后来呢，文革以后，精神病好了，他也不再回到官场，在华东师范大学做一个博士生导师。王元化教授，王元化教授最早发现了杜亚泉。《杜亚泉文集》2003年出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卖光，印数也非常少。他同时发现了另一个人，这个人叫做顾准，1994年前后的时候，95年的时候，顾准的书《顾准文集》简直是洛阳纸贵呀，一般凡是关注一点思想、关心一点社会问题的大学生、研究生，几乎人手一册。我当时上大二，也未能免俗，去买了一本《顾准文集》，那个时候我已经读了很多圣贤书了，圣人的著作我已经读了很多了，我来翻看顾准书的时候，我非常地惊讶，惊讶什么呢？惊讶顾准的浅薄！我无法想象如此浅薄的一个人怎么竟然被吹捧成思想家，竟然有那么多的人追捧他？我那个书是十三块八毛钱买的，后来我三块钱卖给了一个师姐。所以人类的历史永远就是这样的，越是深刻的有价值的思想，越难获得大众的认可，杜亚泉和顾准的对比就是鲜明的对照。
杜亚泉说：“当十九世纪后半期，风靡欧美流行世界者，为一种危险至极之唯物主义。此主义航渡东亚，输入我国，我国民受之，其初则为富强论，其继则为天演论，一时传播于上中流人士之间，炫耀耳目，渗入脏腑，而我国民之思想，乃陷于危笃之病态，卒至抛掷若干之生命，损失若干之财产，投入于生存竞争之旋涡中，而不能自拔，祸乱之兴，正未有艾。”这段话呢是一个浅近文言，大致意思就是说：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弥漫着一种危险至极的唯物主义思想，这种唯物主义思想通过日本传入到中国，我们中国人接受了它，一开始接受的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接着又接受赫胥黎的《天演论》，人人想的是生存竞争，抛弃了自己的生命，抛弃了自己的财产，去追求一个虚无缥渺的进步理想，最终导致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率兽食人的世界。你对照一下近百年的满目疮痍的中国历史，你不得不佩服杜亚泉是何等之了不起的一个思想家。
他说的这个国富论和天演论都是同一个译者，就是福建严复。严复先生，如果大家去读严复的文集，你会发现他有一个遗嘱，遗嘱里面特别强调了一句话，叫做“中国必不亡，旧法必不可变”——中国要想不灭亡，不想变成一个禽兽的世界，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绝不能够变化。严复后来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什么是“筹安会”呢？就是严复、刘师培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学者，也有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叫杨度，这些人呢大家共同想着帮助袁世凯当皇帝。严复什么没见过？他要去追求功名利禄吗？根本不是这样。因为他当时有独知之虑，他深刻地认识到对中国如此大的幅员来说、如此大的疆域来说，中国如此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来说，最优的选择是君主立宪，所以他用自己的血泪，用自己的一生写下了一个大大的“悔”，他悔恨自己早年翻译了《国富论》、翻译了《天演论》。当然，我们的中国近代史在后来评价严复的时候，说他晚期思想变得保守、落后、反动。
杜亚泉所讲的这种危险至极的唯物主义何以如此之危险呢？其原因，第一是因为科学的发展助长了文艺复兴以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精神。科学理性取代了宗教理性，取代了人文理性，不再给神性、形而上学留下空间，我们人类不再有神了，不再相信有神了，那么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可以认为我们人类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可以了。这个神，不管你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它的存在它是有其价值的。因为它是人类一个必须要给自己心灵上的一个枷锁，这个枷锁是必须要存在的。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一百多年之间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人类此前数千年甚至于上万年所创造财富的总和——这句话我们在初中的政治课本上都已经学过了，但是同时呢，我们人类的欲望也被放纵到了极致，这就是所谓的叫做“人欲横流”。
一个社会的进步，永远是跟不上人的欲望的。我们社会的物质生产，再怎么样地发展，也是跟不上人类的再生产。而且进步本身并没有能够带来奴役的减少，带来自由的增加、幸福感的增强。恰恰是越进步，社会上的普通人越被生存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上一代的人没有房子的压力，没有丈母娘经济，这一代的人不得不面对要毕生做房奴或者半生做房奴的悲惨现实。而且进步的思想的推进，使得你每一个人都想赶上这一趟车，生怕自己被这个车给挤下去，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我们现在的社会真正有安全感的人非常少，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安全感的，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就社会它逼着你你必须要满足这样满足那样，否则你根本无法生存。像陶渊明那样的，史书说他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说他不肯为那么一点俸禄而去逢迎上司，一种解释是他不愿意去迎接那个信奉五斗米道的上司。但实际上陶渊明归隐的根本原因，你如果读他的诗你会知道，他是不愿意在刘宋政权之下做官——他是一个晋的遗民，他的爷爷（应为曾祖父）陶侃是晋朝的大将军啊，他是不愿意在刘宋政权下做官的——所以他托辞去归隐了。在当时他要归隐很容易，他家里面有田地，他可以雇人来给他种田养活自己，即使没有人雇，他自己也可以去种地，生活要求很简单，也没有人瞧不起他。
这种不安全感我们可以称之为由进步思想所引起的现代病，在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口号的影响之下，人们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人了。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人跟禽兽之间的分别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哪里来的那一点点呢？孟子说人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有了这“四端”，你的人性情才可以得到发育，你的人性才能够完全，你才能够成长为一个完全人格的人。就像一颗种子，它必须要有土壤、阳光、水、空气、氮的化合物……种种的条件，它才能够成长出一棵参天大树来。可是现代社会它逼迫着你不要恻隐之心，不要羞恶之心，不要辞让之心，不要是非之心。
前天大家都看了报纸，有一位大四的同学自杀了，他是因为失恋。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些人的反应：一派观点认为，说我要是那个女孩，我该多内疚啊，我一辈子可能都走不出这个阴影，有一个人竟然因为我而死了，这样的人是有恻隐之心的人，是有仁厚情怀的人；有一种人说，我要是那女的，我就难受几天也就算了，反正他也不是我让他死的，这样的人呢相对就冷漠一些；还有一种人认为说，我要是一个女的，爱干嘛干嘛，我应该很庆幸，我很庆幸我没有找这么头脑简单性格偏执的男人，这样的人呢他的性格里面就有那种非常非常非人的一面。
在从前，我们的往圣先贤教我们的都是如何去成长生命，如何去化育性情。读书是为了变化气质，就像北宋的思想家程颐所说的，他说你读论语，你读之前是一等人，读之后还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你没有读过这个书，读书要让你气质转移，让你由下等人变成上等人。可是在这种进步神话的背景之下、在科学理性的背景之下，人们所考虑的不是这些东西。康德说我们所应当坚守的东西，所应当仰望的东西，在天为星辰，在内为良知。所以温家宝先生也提出来要仰望星空。今天很多人都会把康德的这个话当成是发梦话，很少有人真正去想一想你做到了吗？坚守自己的良知；你做到了吗？仰望着天空，看着浩瀚的宇宙，感受一下人类的渺小，感受一下自己的渺小。
所以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美国的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教授他谆谆告诫中国，他说中国之人如果要搞文艺复兴运动，绝对不可以忽略道德。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他比喻什么呢？说文艺复兴是泼洗澡水，把澡盆里的孩子一起给泼掉了，这个被泼掉的孩子就是人文精神，就是道德，就是文明。他说今天欧洲、西方所流行的是一种伪道德，是一种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假道德，如果你相信了这套，你从西方所得到的，不过是打字机、电话、汽车这一些机器，又因为西方的机器的确当时比中国要更加先进一些——所以当时那个林语堂到美国去讲课，林语堂总是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有一个美国女生站起来就说“老师，你总说中国怎么好，难道我们美国没有一样东西比你们中国好吗”？林语堂说“有，你们美国的抽水马桶比我们中国的好”。当然这个话呢，这个故事它满足的是那些持有狭隘民族主义精神的那些阿Q气的中国人。但是我们也可以做另一面的解读，就因为林语堂他本人并不是一个阿Q式的中国人，他是中西贯通的一个学者，他为什么会这样说？他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来表现他的林氏幽默，是因为他认为你美国尽管在器物上有你的好处，我们中国文明中国文化当中也仍然有一些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企及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每一个民族都有其他民族所无法企及的那些美好的东西，不能够“执一”，不能够“一元化”地来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白璧德说，因为中国人崇拜欧洲的西方的新式机器，顺带着也崇拜卢梭这样的疯子，所以他说这是一种病，要治。该怎么治呢？就是要不要追求虚幻的虚假的进步而忘记了固有的文化，只有在坚守固有文化的基础之上，再去真正地研究西洋文化，才能够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什么样的正确结论呢？就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以人文作为它的基础，这也就是我上一讲所提到的，西方古典哲学、西方古典学问和中国传统学问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追求的人的完成。
今天我们不得不感慨上世纪20年代有白璧德这样的空谷足音，疯狂还在继续，大多数人还认为我们的自由和幸福可以通过GDP来实现的时候，危险已经在悄悄地逼近了。工业时代的所谓进步其实它靠得什么呢？靠得是无限制地开发地球的资源。我们这个地球以前一直是有严重的石油危机，当时很多人都在谈，说只要石油用完了，我们人类可能一夜之间都回到了蛮荒社会。那个时候就有科学主义的信奉者提出来说，到时候科学家会有办法的。科学家没有让他们失望，这次发现了页岩气，就从那种沉积得像那个一页一页的岩石里面开发出一种气来——页岩气，可是页岩气难道就没有消耗光的时候吗？所以工业资本主义它依靠了一种虚幻的可笑的信仰，这种信仰是认为我们人类可以不要受任何的节制，包括开发地球的节制，包括生存竞争的节制，包括社会不平等的节制。
所以工业资本主义就好比是一辆只有加速器却没有刹车的汽车。今天像霍金这样的大科学家都认为，我们的人类如果再这样无节制地去索取自然，再这样无节制地去放纵自己的欲望，一千年之内肯定会灭亡。
人类迄今为止，我们所拥有的全部的知识体系可以分成三种：宗教、人文和科学。这三种知识分别对应着儒家所讲的、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天、地、人。宗教相当于天学——解决的是人与上帝的问题，人与自己灵魂的问题。科学是地学——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文呢？是人学——解决的是人与自己、人如何成长自己、人如何对待他人、人如何群体协作的问题。这三种知识体系缺一不可，就好比说一个鼎必须要有三个脚它才能够立得稳——我们都知道一个公理：三点确定一个平面，缺了一点，是绝对不行的。而恰恰是近代以来，我们对于科学有一种“执一”的偏执，就是认为科学是所有知识的知识。在此之前，有一派观点认为，哲学是所有知识的知识——大家如果去看那个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基督山伯爵》里面基督山他当时被诬陷，进了监狱。在伊夫堡监狱里面，他遇到了他的大恩人法利亚长老，法利亚长老就跟他讲哲学问题。他说哲学能学到吗？法利亚长老说哲学是学不到的，哲学是一切知识的知识，他是上帝登上天空的时候，他的这个脚下的那朵云彩——以前人们是认为哲学是所有知识的知识。这个当然也是法国、德国的一派学说，大陆一派学说的一种观点，我个人也并不认同。但是从十九世纪末以来，整个人类都认为科学是一切知识的知识，除了有自然科学以外，又衍生出了一种所谓叫做“社会科学”，而更荒谬的还有所谓的“人文科学”——却不知道，人文它不是科学，它是跟科学并驾齐驱、分庭抗礼的一种知识体系。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还会造出“宗教科学”这个荒谬透顶的学科来。
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一句话让你看懂中国现代史，这句话就是“一方面无情地抛弃自家的儒家精神、儒家传统，一方面只学到西方文明的形而下的部分”。老子说了一句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们只学到了西方的形而下的部分，它没有学到西方文化从古希腊、从希伯来传统开始的理性精神和宗教情怀。科学它只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途径，科学解决不了人的灵魂问题，科学解决不了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问题，科学可以很完美地帮助你管理，但是却没有办法帮你理解人性，没有办法让你感到幸福。这些东西是需要宗教需要人文，而且科学的体系它的知识特性和人文、和宗教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一个人叫做方舟子，一贯以来在反对宗教，他看到别人信仰宗教呢，他就心中充满刻骨仇恨，他就骂你愚昧、骂你落后，充满了鄙视，甚至于前一阶段那个“韩航”——韩国航空公司出事，我们中国有这个学生去世了，他因为知道有这个学生是基督徒，他就极尽嘲讽之能事，毫无恻隐之心可言，科学已经把他的心灵彻底给异化了。
他不理解的是宗教知识——他说我跟你讲，上帝是不存在的，我可以用无数的东西来证明——他不懂得宗教是讲信仰的，你跟一个信徒去讲有无问题是极其荒谬的，因为宗教的知识体系决定了它就是只讲真不讲伪，它只讲信与不信——要么你就信，要么你就不信，不跟你讲道理的——这是它的知识特性。
人文学科人文的知识体系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是看人的，有“可言”与“不可言”的分别，孔子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跟那种能够跟他讲道理的人，你不跟他讲道理，你就失去了这个人；你跟那种不能够讲道理的人，你跟他讲道理，你是浪费时间、精力，你对不起你要讲的道理。人文学科它看一个人是否掌握真理，完全看得是他的人的修为，他的天赋——他的天分高，他修为深，他就理解得多；天分差，修为浅，他就理解得少。所以你一个刚开始学诗的人，他就会认为说只有唐诗那样的才叫做诗，读多了以后才知道哦原来宋诗绝对不逊于唐诗，再读才知道原来近代诗词读起来才是最过瘾的。这个是一种随着学养的进步才能逐渐认识到的问题，这不是靠科学实证的。
好比说，两个京剧大师谭富英和马连良，懂戏的人特别懂戏的人都会更喜欢谭富英，马连良的唱有点滑、有点油，不够古雅。可是这个观点你没有办法跟外行讲的，不懂戏的人你根本是听不懂的。人文学科它就是这样一个特点，而科学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可以证真也可以证伪，你提出一个命题来，我是来证明它的，但是同样另一个人可以只要他能够找到反证，只要他能够通过实验证明你的是错的，你的就是错的，所以科学是可以证真可以证伪。你一个大教授一个大权威超级大权威，你完全有可能你的实验就做不过一个初出茅庐的博士生，这是科学的特点。
科学既然是既可以证真又可以证伪的，科学主义的存在就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因为科学主义认为，所有的标准归根到底只有一条标准，就是科学，认为凡是不能够被我们证明为真的，它就是假的——这个其实是违背了科学本身的精神的。我有一个朋友，立场很不一样。当年是因为都研究金庸小说成为了朋友，他是方舟子的好朋友和超级粉丝。他就认为凡是信仰中医的、凡是反对转基因的这些人，他都要拉黑。他原来是学理工科的，后来才改学文科，他也是一个坚定的韩寒的质疑者，在一个著名的学术刊物上写了万字长文，来证明韩寒是作伪的。那我当然我是非常欣赏韩寒的。我就思考一个问题，我和他都是先学理工科后来改学文科的，他原来本科是先读的中大，然后呢又考研，考了中大的中文系，我呢本科是读的清华，后来转学去了北大中文系。经历上差不多，但是为什么他会是那样的一个科学主义者，而我是一个坚定的人文主义者？后来我明白一个道理，这个还是人文学科所讲的性情的问题。读书只能转移气质，使得你看起来不像一个粗鄙的人，但是读书不能够变化性情，你的性情决定了你后来的道路，决定了你的选择。
其实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真的就认识到真理了吗？不妨我们回顾一下科学史。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提出来之前，人们就认为牛顿的三大力学就是绝对的真理，狭义相对论提出来以后才知道牛顿的三大定律只不过是在特殊状况之下的一种个案一种特例，将来会不会还有更加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又修正乃至于全盘否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想这是有可能的。科学家自认为自己看得很多了解很多——其实大家如果说打过一个游戏叫《英雄无敌》的话，都会知道，《英雄无敌》开始地图整个都是黑的，你走过去的地方你的视野所到的地方它才会变亮，你要把整个地图走完，它才会显示出一副完整的地图——可是宇宙的浩瀚，品类的多繁，这些都是我们的《英雄无敌》地图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我们所积累的全部的科学知识，都是在地球或者说在我们现在这个宇宙环境之下形成的，我们对于我们的地下、对于我们的海里面几乎是一无所知，对于宇宙的了解也非常之少。我们今天所建立的全部知识体系，放到外太空，究竟是不是还有价值？是不是还是正确的？如果真的是如科学家们所预测的那样，存在着一个反物质的世界，我们所讲的这些东西我们所了解的那套科学理论在反物质的世界是否又仍然存在？
2010年的时候，美国宇航局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研究人员在加利福尼亚莫诺湖发现了一种微生物，这种微生物完全颠覆了我们从前对于生命的定义。它不再需要氧，不再需要氮、碳这些生命必须物质，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砒霜里面所拥有的基本物质——砷。这还仅仅是地球生物的发现，大家想一想，如果未来人类能观察到的世界更加拓展，情况又会怎么样呢？没有人知道。所以牛顿还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科学家，他说了一句话“很多人说我很伟大，我只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已”，还有一句话是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好奇的孩子，我在海边捡了几个漂亮的贝壳而已”。
我个人是一个坚定的中医的支持者，因为中医的切身疗效让我深知这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无论是我们深圳的赵明乾老先生还是北京的徐文兵大夫，他们的医术我都曾经深深受益，而很多的病西医是束手无策。大家如果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上新浪博客搜一下“从道者医托丹娜”她的博客，里面有赵明乾老先生他关于中西医的很多的见解，都是金玉良言。但是这些科学主义的偏执狂就认为中医不科学，他们把凡是自己所不能够用理论解释的东西都称之为不科学，哪怕就是中医明明在他们的面前把这个非常病重的人给治好了，他也认为你这个不科学。实际上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对于很多疾病是完全束手无策的，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自己都没搞清楚，你竟然去要求中医符合你的体系，这是何等之荒谬可笑！
刚才我跟大家谈到的是科学的偏执，而科学来到这个世间，本身就隐含着一颗魔心。近百年以来，科学便利人群是我们前人所无法想象的，但是科学所随之而带来的一颗魔心，就是所谓的“工具理性”，却成为了悬在我们每个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工具理性它是只相信实证的，凡是不能够被现代科学所证明的东西，它都无情地贬斥为虚伪的、反动的、落后的。因为上帝是没有办法实证的，所以在现代科学家认为上帝就是不存在的。这点很奇怪，在全世界其他的国家信奉上帝的科学家人数占到了70%以上，无神论者的科学家其实在全世界是很少的，但是在某一些国家却是成了主流。没有了上帝以后的人类，就把追求放纵、追求堕落当成了自由，当他们在毫无顾忌地追求这种自由的时候，其实是会损害掉真正的自由，因为自由一定基于一个前提，就是要有贵族和平民的分别，没有贵族作为一个强大躯体的自由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贵族精神意味着一种向上的精神、向善的精神，自由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你社会更加美好、更加向善哪，不是让你自由地去作恶啊，让你自由地去放纵自己啊。所以工具理性的结果就是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就意味着生命价值不再占据主导地位——生命价值是追求高贵的，是追求向上的——有用价值成了社会主流。
人文学科它的重点在于人。因为人文学科重点在于人，所以人的价值才能够凸显出来。而工具理性否定掉这一点，工具理性认为说你每个人之间的禀赋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看你做了多少的事情你做了多少成果你的价值就更大，不再相信权威。中山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成功大学、澳门大学这些学校就长期以来一直在办这个中华大学生诗词大赛，但是往往选出来的结果不尽如人意，甚至于出现了把那种非常差的作品选为第一名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就是因为它否定掉了权威，对一首诗的好坏的判决古人是很清楚的，你是有权威的，大家也承认有一个权威，但是它的这种赛制，只要你是教授，你都可能成为评委，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教授自己都能够写好诗，不是所有的教授他都能够分辨出诗的好坏来。那么大家一民主，大家一投票，往往是多数不懂的外行的教授他所认为好的——就是浅易的那种诗就上去了，反而是那种非常深婉的非常有价值的作品——只有那些少数的内行才认可，它反而落选。
人文学科一定要解决一个价值问题。我去做一个研究，我首先要知道它有没有价值，它是好还是坏，它在文学史当中它究竟应该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但是科学主义只讲实证，它不去考虑这些问题，最终结果就是对于价值问题退避三舍，越来越多的人去研究一些毫无价值的东西。比如胡适，他说自己是有“考据癖”——他的爱好、他的癖好就是去做考据，可他做什么考据呢？一本非常恶劣的小说——还带点黄色的小说——叫《醒世姻缘传》，胡适经过了好多的年考证，最后终于找到材料证明说这个小说的作者就是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也就是说蒲松龄不但有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还有这样的一个白话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可是做出这样的一个成果来，对于理解这个小说的价值本身有何意义呢？其实你读这篇小说对你的人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我们说什么是好的书？好的书你读完以后你的人格要有进步，你要能够人格上成长，这样的书才是好的书。否则这种书它是勾引你堕落的书，是根本没有任何价值让你去读的。同样对于《红楼梦》的研究——《红楼梦》的研究胡适就研究说《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现在广州有一位学者叫陈林，他有研究证明《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的父亲曹頫。当然我认为陈林的见解陈林的考证的这种科学性、正确性应该是远远超过胡适的。但是无论是胡适的研究还是陈林的研究都是没有价值的，因为《红楼梦》这部小说本身就是没有价值的。
工具理性还有着极强的控制欲。香港有一位大思想家，我认为是华人世界顶尖思想家之一的霍韬晦先生。他说：“科技是工具意识的扩大。工具意识其实是利用意识，利用工具来满足我们对外界的控制，所以控制意识才是根本。人要把外面世界控制在手里，从动机上说，可能不是一个好的东西。控制，现在我们讲管理学也讲控制，对生产、对销售，全部都要讲控制，但首先是对大自然的控制，对客观世界的控制。知识就是提供这方面的根据，满足我们这个心。然而，这个心可能是一个魔心：想控制世界、控制人、控制生产、控制范围、控制程序，甚么都在我的操控之下。但这可能吗？这只有引起更大的冲突、更大的灾难，所以这是人类里面的一个魔”。霍韬晦先生的文集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建议大家都去买来看——非常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然也有他的观点我也不能认同的，比如关于美国打伊拉克的问题，我是支持美国的，我认为这是孟子所讲的吊民伐罪，但是霍韬晦先生认为是入侵，但是尽管有着这样那样观点上的歧义，依然不妨碍我对霍先生的崇拜——了不起的中国华人圈顶级大思想家。
霍先生的观点并不是杞人忧天，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的索取、消耗就是无度的，人类对自己的内心的放纵也是无度的，这个除了工具理性的魔心，没有第二种解释。工具理性因为控制自然，进而控制人，科学研究造出了“管理学”这样的一个学科，每个人都会成为社会的一个螺丝钉，这样我们的人还有何自由可言？还有何幸福可言？我们现在都要提倡科学管理大学，大学还需要管理吗？大学里面的老师是全社会里面素质最高的一群人，基本都是有博士学位的，如果这样的一群人还需要管理，那还了得？美国就没有教育部的，中国人不能理解，说没有教育部，大学怎么管呢？大学哪里需要管？教育也不需要管。其实中国很多东西都不需要管，你不管，哪个部门撤销了，我们中国哪个行业就好了。
霍韬晦先生说：“很多人以为社会因科技而改变，进步了，人类比以前活得更幸福了。但实际上，这个只不过是方便，只不过是舒适”罢了。因为科学只不过是满足了人的贪婪、懒惰，贪图享受，贪图更多的物质满足的本性，助长的是人性的贪婪和狂妄。现代社会的进步其实都是在靠人的求知欲，靠着人的进取心来获得的，这些东西当然不可以没有，但是凡事过犹不及——孔子的这个思想是非常之了不起的——“过犹不及”——你过了头了，它就不行了。
我们整天都在想，怎么样去买大房子，买好车，吃好穿好，有多少人再去想一想我们的精神世界如何安顿？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内心更加自由，让我们更加从容面对这个世界？今天我的一个好兄弟他的父亲昨天去世了，我安慰他之后，我又跟他再一次地念诵起钱穆大师的一句话——“大家不要认为这个世界是黑暗的，需知道光明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要用心里的光明来照亮这个世界”。这种精神就是一种人文精神。你要想获得自由，要想获得幸福，你就不能够为外物所驭——不能被外物所驾驭，人不能变成贪财的殉夫——殉葬的殉——你不能够成为财富的殉葬品。所以，只有你把人本身当作目的时候，你才有可能通向自由通向幸福。
怎么样把人当成目的呢？《中庸》里面有一句话——《中庸》开头的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什么意思呢？上天给予我们的全部的禀赋，我们的全部的从上天那里所接受到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智力、我们的情感，这些东西叫做“性”；统率自己的性，统率自己的这些禀赋，就叫做“道”；去修饰、矫正这个道就叫做“教”——教化的教。我的这个观点可能和大家读《四书》读到的朱熹的解释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想大家以后听我讲的时候会知道，我的这个观点——当然不是我最早提出来的，是潘光旦先生提出来的——这个观点是更加符合整个的文章的逻辑的，也更加符合儒家思想整个体系本身。我们如果人只是满足于本能的满足，即使在一个现代社会我们也不过是能够用电脑的野蛮人而已。如果为了满足本能少受约束，只讲有用，不讲有所不为，那么我们还要古人所讲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样的圣训干什么呢？这哪里是什么进步啊！这在精神层面上根本不是进步，反而是一种没落、一种堕落。这恰恰体现为人类本身应该有的通向神性的那种高贵一面的丧失，恰恰体现为多数的、平庸的、只讲有用的这种低贱的价值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速度和激情掩盖着的可能是死亡。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中庸》里面讲“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就充分自由地发展自己叫“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自己能够充分地自由发展，那么整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也都能够充分自由发展；“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地球万物都能充分自由地发展；能尽物之性，则能尽天地之性；能尽天地之性，则可与天地参矣——你如果说能够让整个万物宇宙万物都能够充分自由地发展，不是去跟它作为一个我征服你你征服我这样的一种对象的话，那么你人就充分地完成了，就与天地并列成为“三才”，这叫做“与天地参矣”。
所以汉代扬雄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叫做“儒”啊？胡适他们解释“儒”本身最早意思是柔、柔弱的意思，就是这些人，打不过你，所以跟你讲道理，柔弱的意思——胡说八道。儒——杨雄解释得非常清楚——“通天地人者曰儒”，能够贯通天地人才叫做儒。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宗教、人文、科学三者不可偏废，缺一不可。无论对于任何一种的偏颇，把宗教当成绝对的真理其它的都要臣服于宗教，人文当成绝对的真理其它的全部要臣服于人文，和这个把科学当成绝对的真理所造成的偏颇都是一样的，只有贯通天地人，你才能够称得上是一个“儒”。那么也只有贯通天地人，你才能够充分地认识到科学进步所带来的种种的问题——它放纵了人的贪欲，忘记了我们人的目的不是要满足本能，而是要有向上的追求。
在2007年的1月17号，《原子能科学家公报》——这是一个组织——它宣布把末日之钟它的指针拨到了11点55分，也就意味着我们人类已经走过了我们的大半场，我们离我们的地球的灭绝只有5分钟的时间。所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要高呼人文精神重新回来，我们要高呼儒家精神重新回来，每一个人充分自由地发展，达到与天地参的这种程度，就是我们的中庸，就是我们的追求。
今天我的读书心得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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