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如说儒》第七讲之一：孔子真的愚民吗？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25 腾讯儒学 徐晋如 参加讨论
《晋如说儒》是腾讯网儒学频道、深圳儒家文化研究会联手打造的高端文化讲座，学术性思辩性强，非常适宜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精英人士。讲座完全颠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习惯观点，带领听众重新思考近代史，重新审视儒家文化。 主讲人徐晋如为古典文献学博士，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兼任深圳市儒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深圳国学院教务长，香港孔教学院永远名誉院长。著有文言诗文集《忏慧堂集》，学术专著《禅心剑气相思骨—中国诗词的道与法》、《缀石轩论诗杂著》等，是当代儒家诗教的首倡者。 （特别鸣谢：汉字创意设计师霍者先生） 《晋如说儒》第七讲之第一节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何成了孔子愚民的证据？ 徐晋如：近代以来，孔子最为人诟病的一句话，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现在有很多人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样子，把它给标点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凡是这样标点的人，我一概定义为骗子。而且我认为，凡是这样标点的人，他的人格都是有问题的。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把这句话给标点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人，都是那种“为人”的学者，他内心里面就存着一颗谄媚的心，存着一颗去谄媚大众的心。 这句话从汉儒到宋儒，他们的意见其实都是比较一致的。汉儒郑玄，郑康成，他解释，他说“民，冥也”，那个后面一个“冥”是昏暗的意思，意思是说离大道比较远的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庸众。“由”郑玄解释是“从”的意思，从那里开始的“从”，他讲的是王者推行教化，一定要让老百姓来遵守它。如果说这些庸众他们都知道教化为什么要这么做，知其所以然，下愚之辈，就会非常地轻慢它，就不太愿意去接受它。这种观点，其实是和道家的思想有相通之处的。早期儒家和道家的很多思想其实是相通的，当然，更多的是互相的抵牾。老子也说，他把读书人，他把士分成了三个层次，他说上士呢，听到道以后，他就非常勤勉地去遵循它，去践行它。中士呢，听到道以后，若存若亡，下士听到道以后，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你跟那种蒙昧不灵的人、愚顽之辈，讲道的话，讲真理的话，他听到以后，他觉得是天方夜谭，他哈哈大笑，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知，却不知道无知的是他自己。他无知到以为自己非常有知，这也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一个现实。 到了宋儒，朱熹解释说民可使由是因为理之当然，而不能使知其所以然。北宋的程颐则这样解释，他说圣人推行教化并不是不要大家家喻户晓，但是你不能够让每个老百姓都懂得背后的道理，只能够让他遵从，只能够让他知其然，不能让他知其所以然。这是一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因为他们的智力不足以去接受“所以然”，只能够接受“其然”。所以程颐这里面就替孔子做了一个辩护。大概在宋朝的时候，因为宋朝是一个极具有怀疑精神的时代，当时的士大夫，从欧阳修开始，就有强烈的质疑经典的倾向。最早的怀疑《易大传》不是孔子做的，就是从宋人开始的。宋朝人怀疑经典的精神是非常非常地，跟现在这种科学精神很相近的。所以估计在当时就已经有人对于孔子的这句话产生怀疑，所以程颐就来做一个辩解。他说圣人的心只是很清楚地知道，普通老百姓没有懂得所以然的能力，并不是不想让他们知道。他说，假如说我们认为圣人不想让人知道，就是后世的权谋之辈，他们的朝三暮四之术，这哪里是圣人的心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汉儒跟宋儒他们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他们的意见其实是非常一致的，都认为孔子这句话是一个客观表述。表述的是“民”，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大众、庸众，他在接受教化时候的特点。 不过，对于汉儒和宋儒来说，他们教化推行的主体有所不同，汉儒认为是应该由王者，就是统治者去推行教化，而宋儒则认为是应该由圣人推行教化。我们要知道，从二程开始，宋儒就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是应该由皇帝和士大夫共同治理的，士大夫他的作用是可以跟皇帝分庭抗礼的，所以在宋儒的心目中，已经有了朦胧的政统和道统的区分。你皇帝是拥有政权的，是一种政统，而士大夫呢，他是有道的，他担荷的是道统，道统是用来抗衡政统的。 原句当中有一个“之”，这个“之”到底是什么？按照现代的这些为人的学者，这些充满了谄媚大众的动机的学者的看法，这个“之”指的是大众。但是汉儒和宋儒都非常清楚地明白，这个“之”指的是教化的内容。从宋儒以降一千年以来，我们大家对于这句话本来其实是没有异议的，但是一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起因就是西学东渐，西方的学术慢慢地浸润到中国来。所以有一位作家叫包天笑，他有一本书叫《钏影楼回忆录》，这个《钏影楼回忆录》里面，他就回忆他年轻时候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思潮。他说当时民主思想已经渐渐地深入人心，虽然不像后来新文化运动期间要打倒孔家店弄得那么轰轰烈烈，但是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在怀疑中国的经典了，尤其是儒家的经典。那么因为《论语》上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的两句话，当时就有一个传教士最早发现了这个问题，说你们的圣人孔子怎么这么反动啊？他怎么提倡愚民啊？这句话呢，被很多很多的所谓的先进知识分子，我们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上称之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那批人，马上就觉得说，这个传教士说得真对，孔子真的是在愚民，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真的是太坏了。马上就有那些读经典没有读通的，但是同时又比较崇拜孔子的人，就跳出来说，这是宋儒标点错了，解释错了，它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包天笑先生就说到他跟合肥的一位大学者，这位老先生叫蒯光典，字礼卿——我看过他的文集，佩服得不得了——他跟蒯光典先生就说起这件事，蒯光典先生就哈哈大笑，他说：“这是孔子明白国家的政治，世界上各个国家，无论是哪国，号称民主也好，号称共和也好，都是民可使由”——你只能够去教他们——“不可使知的”——不能跟他们说明白其中道理的——“不必用句读为他辩护”。传教士来提倡反孔，来说孔子愚民，尤其可笑，蒯光典说，“你们的宗教本身就是一个‘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大本营”。因为天底下没有一个宗教是会跟你辨析，我为什么要信仰上帝的问题，或者说我信仰任何一个真神的问题。你就是得信，没有为什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