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历史格局的七个细节(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1:11:31 儒风大家 佚名 参加讨论
轮子 中国是世界上较早进入轮子时代的，甚至轮子常常被作为中国文明的起点，发明轮子的人被中国人奉为民族始祖，他就是轩辕黄帝。《路史》中说，在4600年前，黄帝在空桑山北创造车子，“横木为轩，直木为辕，故号曰轩辕氏”。在公元前2000年时，中国已经大量使用牛车和马车。 自从3000多年前出现了马拉车，在接下来的漫长历史中，战车就成为从黄河、尼罗河到莱茵河几乎所有人类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在公元前的历史中，战车一直是亚洲军队的主要突击武器，用来撞击或碾压敌人。中国战车可追溯至夏代。据《尚书·甘誓》载，夏后氏与有扈氏大战于甘，其誓词中说：“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车左、车右和御手指的就是战车部队。因此中国最迟在夏代末期就已经使用战车，殷墟发现更多车马坑，可见战车在商代更为成熟。  整个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几乎都是车战 整个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几乎都是车战。古代典籍记载，车战通常是在开阔地上排开横向队列，双方一开战，只需一个回合，队列就已经冲得七零八落，难以再重整战斗队形，因此春秋时期的车战多数在当日即见分晓。后来，由于车战的规模不断扩大，在军队的组织、训练和战术等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革新。但总体上车战属于极其讲究体面的上层贵族之间的争斗，再加上“军礼”约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激烈，反而是极其克制和礼貌的。车战常常具有一种神圣的仪式感，一切都要求合乎传统的礼制文化，比如在战前先要祭祀占卜，然后集体誓师，申明纪律。到达战场后，先要派遣使者向对方请战。 战车虽然具有强大的冲击力，但却受到地形的严重局限。《六韬》说战车有10大“死地”，如高地险阻、道路泥泞、野草丛生等等。战车的攻击能力依赖于战车的机动性，而战车的机动性则取决于战场的地形条件。战车一旦陷入“死地”，不仅不能发挥威力，反而成为累赘，只能被动挨打。公元前709年晋军和翼侯战于汾隰，翼侯的战车被大树卡住无法移动，全车人被俘。齐晋鞌之战中，逢丑父驾车载齐侯逃跑，也是“骖絓于木而止”，被韩厥追上俘获。公元前541年晋国苟吴在太原与狄人作战，因地形险扼，战车无法展开队形列阵，只好“毁车以为行”，以步兵取得战争的胜利。随着战事的越来越频繁，战车逐渐丧失战场的主导地位，与步兵骑兵此消彼长，这是历史的必然。公元前405年三晋攻齐廪丘之战，一战就“得车二千，得尸三万”。《吕氏春秋·爱士》中记载，秦穆公一次驾车出游中服马脱缰逃逸，被一群农夫捉去。秦穆公去找马，在岐山脚下看到这些农夫正在吃马肉。穆公就说：“吃马肉不喝酒会伤害身体。”于是拿酒给他们喝。后来，秦晋在韩原大战，晋兵包围了穆公的战车，晋惠公车右的卫士将穆公的七层铠甲刺穿了六层。就在危急时刻，曾在岐山分食穆公马肉的那群农夫冲过来助战，结果秦军大胜，还俘获了晋惠公。车战时秦穆公失败，几乎被晋军虏获，反倒是一群农夫组成的“步兵”救了他，甚至还反败为胜，这简直是对曾经不可一世的战车的莫大讽刺。 轿子 应当说，人类没有轮子的历史比有轮子的历史长得多，而对中国来说，轮子虽然是一个东方文明的开始，但拒绝轮子的历史甚至比轮子的历史更加悠久，这就是中国轿子。《明史·舆服志》说：轿者，肩行之车。从文化上来说，轿子是反轮子的产物，或者是对轮子的反动。当轮子刚刚出现的夏代，轿子就诞生了。《尚书·益稷》中记述大禹治水，说“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所谓“四载”就是“水行乘舟，陆行乘车，泥行乘橇，山行乘欙”；而所谓“欙”就是原始的轿子。轿即桥，二字相通，《史记·河渠书》有“山行即桥”。过山之时，一前一后两个人抬着轿，“状如桥中空离地也”（《癸已类稿·轿释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皇权政治的历史就是舆服的历史。舆服本身就是皇权专制的意识形态和视觉传达系统。汉帝国以轮子为荣，只乘车不骑马，“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为了重农抑商，甚至规定“贾人不得乘马车”。汉朝崩溃之后，永嘉之乱东晋南渡，江南地区牛多马少，晋元帝只好改驾六马为四马。随着清流士风甚嚣尘上，皇帝也仿“名士”以牛驾辇，牛车逐渐代替马车，以致“满朝文武，无乘马者”。南北朝战乱频仍，加上马镫普及，轮子逐渐冷落，文人士大夫无不以骑马为荣，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隋唐，“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唐朝时期甚至还诞生中国马术，在皇宫举行马球比赛。  帝王以轿代步 隋唐两代，世风尚武豪放，女子亦以男装骑马。盛唐时代幅员辽阔，商业发达，马匹充足，曾经珍贵稀缺的马车牛车“飞入寻常百姓家”，甚至被用于载重运输和农耕生产。马车在唐朝达到全盛时期，远远领先于当时世界。当时的皇族逐渐不满足于乘车骑马，或以人力的歩辇显示其尊贵，或以肩舆来代步。“今辇制像轺车而不施轮，用人荷之。”著名的《步辇图》中，唐太宗端坐在一乘“步辇”上，由两个宫女扛抬，四角还有宫女扶持。唐太宗就是坐步辇接见吐蕃使者的。唐玄宗一次欢宴百官，醉者赐以床褥，“肩舆而归，相属于路”。 宋代一个重大的革新是将肩舆和歩辇上的乘椅躺椅改造成为全封闭的轿厢，这大概是受到棺材的启发，因为中国传统的出殡实际就是抬棺大游行，历史极其悠久。这种新式轿厢不仅外表华丽，也大大提高了轿子的私密性和舒适性，这也就是所谓的“暖轿”，从此以后，中国轿子才真正滥觞。首先是轿子品种增加。皇帝的专用轿叫銮舆；官宦贵族用轿为檐子；还有女人专业的女轿。《东京梦华录》中描述一种豪华型大轿竟可乘坐6人。但当时的舆服制度仍然有所约束，宋太宗规定“非品官不得乘暖轿”。赵普有足疾，被宋太宗特许乘檐子，赵普感激涕零竟上表谢恩。四朝元老文彦博年老体弱，宋真宗特许他乘轿上班，这应当都是特殊的恩典。 南宋时期纲常松弛，民间自由经济几乎达到中华帝国上下两千年最为繁荣的高度，奢侈之风日盛，庶民不准乘轿的舆服制度逐渐被打破。“中兴后，人臣无乘车之制，从祀则以马，常朝则以轿。”值得玩味的是，轿子的滥觞与程朱理学的兴起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存天理灭人欲”。帝国的一些人将另外一些人变成为自己的脚，从而可以坐着移动；帝国的男人还将女人的脚骨折断，使其永远失去移动能力。一个追求人格优势的等级社会就这样在互相奴役和摧残中如日中天。 在轿子文化中，人们并不认为轿子是车，而认为它是移动的房间。轿子成为中国传统权力社会不平等的最大标志物，传递着权贵与庶民的不同。对轿子的主要限制是人力的使用。最低档的是2人抬的小轿，其次为4人小轿、6人小轿和8人以上大轿，最豪华的是皇帝乘坐的16抬大轿。天朝的轿制是知县2人抬，总督8抬，皇帝16抬，皇帝死了要128人抬。天国的轿制是洪秀全64人抬，杨秀清48人抬，然后一蟹不如一蟹。另外在轿子的形制和帷子的用料颜色等方面也都有严格规制。天子銮驾专用黄盖黄帷子；明清两代，文禽武兽的官轿帷子为蓝呢或绿呢。銮驾和官轿出行则黄土垫道净水泼街，前呼后拥鸣锣开道，鸡犬人等一律回避。被权力奴役的“普通老百姓”无论多么有钱，只能坐4人抬或2人抬的普通黑色轿子。可以说，轿子充分体现了中国权力体制的森严与恐怖。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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