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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世界历史格局的七个细节(3)


    朱元璋戎马数十年才以暴力夺得天下,为了防止统治体制腐化堕落,曾严令要求文武大臣只能骑马,不得乘车乘轿。事实上当时大多数官吏既不骑马也不坐轿,而是骑驴。人走茶凉,人亡政息,从景泰到嘉靖以后,百官几乎都乘轿出行,骑马反倒非常罕见,乃至连乡下的小地主也“人人皆小肩舆,无一骑马者”。轿子如同贵族时代古老的战车,成为一个互相攻讦的腐朽帝国里最炙手可热的武器。
    一旦被纳入官方礼制,轿子就从代步工具上升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作为炫耀消费品,轿子成为排场和面子最佳载体,即使几十步也要乘轿,大明官吏几乎无一不是豪华轿子的狂热痴迷者。嘉靖时期,左都御史张永明上奏,弹劾南京太仆寺卿王某。因升光禄寺卿(正三品)赴任,王某和家口坐八抬大轿3乘,四人大轿4乘,总共用了340个扛夫和轿夫,一日花费差银40余两,从南京到陕西三千里路,浪费差银不下千两。
    
    在轿子文化中,人们并不认为轿子是车,而认为它是移动的房间
    清朝《大清律例》不仅严格禁止满汉文武大臣乘轿,还严禁在满人居住的内城设立赁轿行。与历代禁轿令一样,先是准许文官和汉族官员乘轿,后来就完全解禁。解禁是一码事,自由是另一码事,所以官轿的等级规制仍然非常严格,容不得僭越。这时轿子完全成为权力的象征,骑马和乘车则是很下贱的行为。地方官进京,只能乘车而不准乘轿子。后来,八旗将军上前线也都是坐轿去,轿夫倒是骑着马,跟在官轿后面轮班。当时还有一种骡轿,由两只骡子一前一后抬着一顶轿子,远看像骡车,近看没轮子;因为担心翻轿,赶骡子的跟着轿跑,比自己抬轿还紧张,颇为神奇,即使在这个神奇的国度。明清两代,轿子几乎成为中国交通的代名词,“行到前门门未启,轿中安坐吃槟榔”,关于轿子的等级制度和权力文化也在这一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轿子是中国文化最传神的物化,中国人被分为人上人和人下人,即坐轿的人和抬轿的人,或者说奴役者和被奴役者。坐轿是一件作威作福的乐事,抬轿却是体力加技巧的苦活。32人抬的大轿里放一碗水,走出数里水不撒一滴,那是怎样的劲头和技巧,这或许也只有久经权力“考验”的中国人才能做到。1860年,英国大使额尔金请求赴京换约,天朝咸丰皇帝就不容许洋人乘坐中国轿子。美国外交官居中调停,既不让坐轿,洋人又受不了骡车的颠簸,只好一步步从天津步行到北京。看到洋人跟一个中国农民一般蓬头垢面风尘仆仆,天朝官吏无不感到扬眉吐气。火烧天朝皇帝的后花园圆明园之后,额尔金伯爵特意乘坐8人抬的金顶大轿与坐6人抬轿子的恭亲王签订《北京条约》。
    火药
    人类无疑是最为好战的动物。据不完全统计,至今5560年中发生过大小战争14531次,平均每年2.6次。作为地球上最好斗的一种动物,人类因为财富、权力、信仰或者资源,甚至为了一个女人或是一块石头都会大动干戈、血流成河。
    早在战国时代,中国就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炼丹术。李约瑟认为,中国炼丹术与西方古老的炼金术一样,都属于原始化学,而中国炼丹术更为古老。西方炼金术是想用石头炼出黄金白银,中国炼丹术则试图从矿物中炼制长生不老之药。因为重金属的超稳定性,所以“丹药”多以金、银、铅、汞等重金属为原料,而硫磺能化金、银、铜、铁等金属,方士在炼丹时就常常用硫磺作为“还丹”的原料。硝和木炭起着助燃作用。事实上,古人关于这3种物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实践过程。
    
    古代炮火战争场面
    从960年开始,中国进入科技文化经济最为鼎盛宋帝国时代,北方游牧部落依靠骑射仍然保持着严峻的军事威胁,宋帝国建立了极其庞大而完备的军事工业体系,并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来制造各种先进武器。北宋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朝廷在开封设置“火药作”,这是“火药”之名首次出现于中国史籍。正是在这种文明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率先进入热兵器时代。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火药和火器全面兴起,离不开宋帝国对军事科技的极大支持和鼓励。火药由官方正式推广,也标志着火药时代的来临。
    宋帝国是一个典型的重文轻武时代,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状态。在军马资源薄弱的困境中,宋朝只能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提高军事技术水准。早在北宋初年,政府岁入就达到1600余万缗,“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北宋的经济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盛唐,至王安石变法时期,岁入达6000余万缗,南宋虽然偏安江南一隅,繁荣的国际贸易却使岁入达到北宋的两倍。
    为了对抗蒙古这个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军事政权,南宋不仅继承和改进了古老的弩炮,并将火药引入城池守卫战中,使中国率先来到热兵器时代。可以说,宋帝国的国防是建立在庞大的军工体系之上,10世纪晚期的生铁年产量就达到125000吨(1720年英国的铁产量只有20000吨),仅信州铅山一个日夜开采的铜铅矿就有10余万常年矿工;军器监是统管全国军器制造的官方机构,雇工达40000多人,监下分10大作坊,火药和火器各为独立的作坊。
    
    西方也面临着武器性质的改变
    北宋时期虽然严禁火药制作技术的外传,但契丹人还是得到了火药技术,在“燕京日阅火炮”,北宋官府更加严禁“榷场私买硫黄、焰硝”。在相当一个时期,汴京一直是火药火器的制造中心,北宋灭亡以后,产硝的泽州(今晋城)、大名等地俱为金国所据,这使金国很快进入火器时代。金国不仅完全继承了宋帝国的火器技术,还推陈出新研制出一批更具杀伤力的新型爆炸性火器,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3世纪初,“世界的统治者”成吉思汗的蒙古游牧部落迅速崛起,然后以风卷残云之势展开了对女真金国的征服。1214年,金宣宗被迫南迁汴京,蒙古人入主中都(北京)。1230年,大汗窝阔台亲率蒙古主力军大举南下。1232年,蒙古人兵临汴京城下,北宋靖康一幕在金国身上重现。在攻城器械“牛皮洞”的掩护下,蒙古人挖掘城墙,守城的金军用矢石毫无效果,遂用一只震天雷沿城墙用铁索吊下。发火后,“其声如雷,闻百里外”,城下攻城掘墙的蒙古兵连同防护用的“牛皮洞”都被炸成碎片。一位被困在城内的人记录道:“进攻越来越激烈,投石如同下雨般从空中抛下。人们说这些投石半像碾石,半像锻锤。金国守军不敢露面。但城内有一种叫‘霹雳弹’的火箭,给蒙古军造成惨重的损失,那些没有被炸伤的人最后也被炸药引起的火烧死烧伤。”面对坚固的城池和可怕的火器,窝阔台久攻不下,只好撤兵。直到翌年,金哀宗弃城逃跑,蒙古人才进入南都汴京。金国灭亡之后,蒙古大汗窝阔台立即展开对南宋帝国的征服战争。依靠火器和城寨,宋人不屈不挠的抗争持续了长达4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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