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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人的匆忙与闲暇


    文/钱穆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江苏省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斋号素书堂、素书楼。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资料图 图源网络)
    
    收敛身心 整齐纯一(资料图 图源网络)
    理学家说敬说静,总是在小家庭里个人生活无忧无迫,遂能欣赏到这一种生活。朱子说:“敬有甚事,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其实敬也等如没事了。
    顾亭林《日知录》曾引用《论语》里两则话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当时北方人易犯的病。而“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则是当时南方人易犯的病。其实此二病乃一病。正因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才至于群居终日言不及义。
    若使生活艰难,饱食不易,那有闲工夫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呢?大抵此两种病弥漫中国古今南北,并不从晚明始有。至少在宋以下的中国,更显然地曝着了。那是一种农村社会所最易犯的病,尤其在农村社会的小地主阶层更易犯着。
    张横渠尝说:“世学不讲,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这里惰字却是中国人之真病。惰了便骄,骄即惰之外相,亦是惰之内情。其所以惰者,则由其生活闲散,不紧张,不迫切。横渠是关中人,关中地区,在北宋时生活尚较艰,但横渠已如此说。关中以外的地区更可想见了。
    
    生活闲散 不紧张 不迫切(资料图 图源网络)
    朱子曾说:“内无空寂之诱,外无功利之贪。”试问如何能不贪功利,岂不先得要生事易足?但生事易足,便易为空寂所诱。朱子所说的诱人空寂,乃指佛教言。
    佛教思想来自印度,正因为印度人生活更较中国轻易,才爱走向空寂的路去。目下西方人的功利观点远较中国人为强烈而认真,则因西方生事更较中国艰难也。
    功利是纯现实的,而空寂则是纯理想的。功利是纯物质的,而空寂则是纯精神的。因此想到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标榜着一种中和态度的人生哲学,显然是由中国北方农村经济下产生。他们不耽空寂,但也不着功利,儒家的中和态度是笃实的。
    墨家在当时,大概他们的出身较儒家是更艰苦些,因而他们笃实的意味也较儒家更浓厚了。由笃实而走上艰苦的路,便不免有些像贪功利。当时中国北方农村需要笃实,却不必定太需要艰苦。因此墨家思想终因其太接近计较功利,而没有儒家般易受人欢迎。
    道家则较闲散,但又折向空寂了。只有儒家在不太紧张,又不太闲散之中道上,这是中国思想之正脉。
    两汉儒生,都从半耕半读的北方农村中产出,他们不算太艰苦,但也不能太闲散,总仍还是要笃实。董仲舒曾说:“明其道不谋其利,正其谊不计其功。”他们不能不担着实际生活的担子,但那担子压得不太重,不紧张,还有一部分闲散工夫,可以让他们来求正谊明道。
    所以他们能不空寂,又不肯汲汲去谋利计功,而确然成其为儒家态度。到东汉以下,门第逐渐成长。半耕半读的儒生,渐渐在大门第之养尊处优之生活中转变而为名士清谈。那时则老庄道士占了上风,又染上了空寂的味儿。
    
    染上了空寂的味儿(资料图 图源网络)
    佛教在那时传入,正投中国人当时所好。但南北佛教风气不同,北方佛教比较在社会下层生根,因此也比较笃实。南方佛教则寄托在门第士大夫间,尚玄想,尚清谈。
    若说空寂,则南方佛教更空寂,后来天台禅宗都盛行在南方。南方气候温暖,地面也狭小了,水土肥沃,生事更轻松,小家庭制也开始在南方蔓延。人事牵犁,亦较北方轻减。下及唐代,一辈士大夫,论其家世,比较还是北方传统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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