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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难之后朱棣声张合法性的一场表演


    文/王兢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成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藩王造反成功案例。不过,“靖难”的“成功”本身,便有着极大的合法性悖论——以王篡帝、以庶夺嫡、以叔诛侄,何“难”之有?
    “靖难夺嫡的合法化”一直是萦绕在朱棣心头的大难题。这个难题不解决,他篡弑的形象便洗刷不去。“合法化工程”,从朱棣起兵的那一天起便已开始,直至永乐年间仍在持续。
    从“清君侧”到“回复祖制”——朱棣合法性的话题转换
    这个“合法化工程”任务艰巨:既要证明自己取而代之的合法,也要证实对方的非法。“证明自己合法”,是朱棣在夺位成功后的工作(硬扯自己是高皇后嫡子)。而在靖难之役进行中,朱棣的工作主要是“证实对方非法”。
    朱棣起兵造反时的官方理由是:“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这仍是传统的“清君侧”讲法,与汉七国之乱时并无二致。
    
    朱棣(资料图 图源网络)
    此外,针对建文帝已经施之有年的改制活动,朱棣也予以谴责:
    太祖高皇帝开基创业,平定天下,用心三十年,纪纲法度,布画大定,犹如起造居室,与人居处,苟为官者不修政事,不守法度,如拆毁室庐,欲求安处,宁有是理?①
    反抗“奸臣”削藩、声讨建文“变乱祖制”——这两大起兵理由曾经被同时提出,并完整贯穿于为期四年的靖难战事之中。不过,在夺位成功后,朱棣集团在陈说自身合法性时,迅速完成了一个话题转换——即由削藩到《祖训》的话题转换。查阅《明太宗实录》,时间越往后,就越难寻见对建文削藩的指责;而对朱允炆改制、“变乱祖制”的指控则愈发凸显,最终成为朱棣集团所公布的朱允炆君臣头等罪名:
    上曰如切系军民利害者,可因时损益。既於军民利害无所关涉,何用更张?况前人创立制度,皆有深意,今行之既久,无弊辄改何为?此其所以败亡也。俱速改复旧制。②
    靖难夺位刚刚成功,朱棣就说了这番话。可见,朱棣集团早已将确立合法性的话题,转换到对朱允炆“变乱祖制”的指责之上。原因不难理解:朱棣夺位后也面临削藩的问题,宁王、岷王、齐王都蠢蠢欲动,朱棣要对他们动刀,再强调之前建文削藩之非,岂非自相矛盾?这是其一;朱元璋在时人心中乃是神的存在,朱棣的合法性可以借助贬低朱允炆成立,但要想将合法性“建立”,唯有诉诸于朱元璋,这是其二。纵观靖难之役和永乐初年,朱棣可谓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三句话不离“皇考”、“祖制”。朱允炆推行建文改制,朱棣则以朱元璋祖制捍卫者的名目出现,并藉此为他最大可能地赢取合法性。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林肯对南方用兵,开始是防止联邦分裂,后来则就是解放黑奴了。
    吸取前人智慧的“焚毁档案”表演
    为合法性计,朱棣相应的政治表演,绝对是必要的。本文的重点来了:朱棣夺位成功后,吸取前人智慧,搞了两次“焚毁档案”的表演。
    第一次是建文四年(1402)六月,朱棣篡位刚刚成功之时:
    上得群臣建文时所上谋策,悉命焚之。有请上观者,上曰:当时受其职,食其禄,亦所当言,何必观。复有言建文所用之人宜屏斥者,上曰:今之人才,皆皇考数十年所作养者,岂建文二三年间便能成就。
    第二次则在本年十月:
    上于宫中得建文时群臣所上封事千余通,披览一二有干犯者,命翰林院侍读解缙等遍阅。关系军马钱粮数目则留,余有干犯者,悉焚之。既而从容问缙等曰:“尔等宜皆有之。众稽首未对。修撰李实进曰:‘臣实无之。’上曰:‘尔以独无为贤耶?食其禄当思任其事。当国家危急之际,在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非恶夫尽心于建文者,但恶导诱建文坏祖法乱政经耳。尔等前日事彼则忠于彼,今日事朕当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
    看着眼熟?那你就对了:
    绍众大溃,绍及谭弃军走,渡河。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虏其众。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三国志·武帝纪》)
    曹操官渡以弱胜强,这是包括曹操集团在内的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的,不少人提前给袁绍写信投效。曹操官渡取胜后,深知其统治基础仍然不牢,不宜进行“清算斗争”。为示宽大,也为了聚拢人心,曹操决定将这些书信统统焚毁。
    史料不足,我们难以确知曹操的这番行动是否公开。但吸收了曹操智慧的朱棣,其第二次焚毁“封事”则确是当众举行。综观这两次“焚毁档案”的表演,疑点重重。朱棣为何要做这番举动,其背后的动机值得研究。
    他首先有两大显而易见的动机:1、收拢人心,以示既往不咎,赢得建文降臣拥戴,这一点与曹操相同;2、建文奏章、封事定载有不少朱棣劣迹,他必须要消灭造反的罪证。
    但笔者推测,朱棣仍有第三大动机:坐实他对朱允炆“变乱祖制”的指控,以底定自身夺位的合法性。
    
    建文帝朱允炆(资料图 图源网络)
    如前所述,朱棣集团需要定罪朱允炆君臣违背祖训,而非所谓戕害亲藩。然而,建文改制并未违背《皇明祖训》之“祖制”。一个坚强的证据是,即便是编造事实、不忍卒读的《奉天靖难记》,也只能如是声言:
    今虽不设丞相,却将六部官增至极品,是不设丞相,反有六丞相也。③
    以《奉天靖难记》之语言风格,这话已经说到极边尽限了,却仍然不能引建文入罪。巧作辞令,称六部正官为“六丞相”,以坐实建文朝“违背祖训”之罪。手法拙劣,使人一望而知其非。修《明太宗实录》时史臣感到不妥,遂删掉重写。文字改动之痕迹,更足以从反面证实,《奉天靖难记》弄巧成拙,其对朱允炆违反祖训的指控,丝毫不能成立。还有一个旁证是,以笔者目力所及,建文时群臣并未有上书反对改制者。
    笔者的判断是:朱棣集团感到,指控朱允炆“变乱祖制”,罪证难以搜集,罪名也难以成立。于是,朱棣集团便导演了这一出焚毁档案的大戏。
    “朕非恶夫尽心于建文者,但恶导诱建文坏祖法乱政经耳”,朱鸿评此语:“这句话是经过设计的,话中有话”④,此论极富见地。
    朱棣于朝堂之上抛出这句话,显系深思熟虑,决非一时兴起之语。他如此声言,便将所焚毁的建文奏章、封事,定罪为“坏祖法”的违碍文字,而非干犯朱棣一人的“戕害亲藩”文字。
    焚毁这些封事,暗示“坏祖法”文字已经销毁,造成“言有易,言无难”的效果,引人入罪。同时,又表示前罪不论,既往不咎。
    包括解缙在内的众臣虽然“稽首未对”,但无疑的,他们均立即会意——朱棣凭依“祖法”以示宽大,既往不咎。所不咎者,已经主要不在于“干犯”亲藩的大逆文字,而落在“导诱”朱允炆变乱祖法的“尽职”之上。
    案李实为建文庚戌进士,此时仅为一翰林低级官员,他敢于在众人稽首噤声之时,突然口出自矜之语,亦非能以简单的“无知妄作”解释之。李实必曾受朱棣之授意,否则朱棣所言,不会显得如此顺理成章。
    如此,朱棣示好,诸臣就坡下驴。不经意间,朱棣无异于昭告天下,他所以取南京、夺皇位,并非叔侄之间的个人矛盾,而实是为匡正朱元璋旧制、清除奸臣的正义之举。
    表演艺术家朱棣的成功之处
    朱棣集团的良苦用心,收效显著。明朝人谈靖难史事,虽多抱“靖难是而革除非”、“成祖乃天授,少帝亦何尤”的态度,但在朱允炆“变乱祖法”上,却较多地接受了朱棣的误导。直到明末,崇祯帝还在像政治鹦鹉一样重复着朱棣的说辞:
    巩驸马永固上疏请补建文谥,……曰:“建文无过。”上曰:“不然。渠变祖制,戕亲藩,皆过也。”又曰:“此事列圣皆未行,朕可行否?”既而曰:“毕竟是一家。”会兵事迫,遂已。(《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
    甚而,就连明末遗民们,都默认、接受了朱棣集团精心制造的观点,以朱允炆改制为破坏朱元璋祖制。査继佐就说:
    即否,诸周官纷更,去新莽几何?
    表演艺术家朱棣究竟成功了没?刘基次子刘璟当面回答朱棣说:
    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
    ——笔者愿与刘璟共勉。
    ①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第108页。
    ②《明太宗实录》卷十,“洪武三十五年七月辛丑”条,第167页。
    ③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第101页。
    ④朱鸿《明成祖与永乐政治》,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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