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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峻:文革也没割断我与孔子、孟子的缘分


    文/杨伯峻
    《论语》、《孟子》是我从小熟读的书。当时我祖父教我的只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本。一则我年纪幼小,二则祖父也不大给我讲解;只囫囵地照本反覆地诵读,以至虽能背得出来,偶然看看朱注,却似懂非懂。陶渊明的“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是不肯、不愿甚至不屑于求甚解,是对当时政局和社会风气的反抗。我却是限于主、客观条件不能求甚解。前者是出于存心,后者是出于幼稚。到专习中国古书时候,逐渐地能主动阅读不少有关书籍,便以探求原书本意为己志。
    我曾得到程树德的《论语集释》,这是作者在他重病卧床六年(1933年冬到1939年8月)中集中精力所作,征引书达六百八十种之多,三大厚册,字数以百万计,搜集古今人对《论语》的解释相当完备。可惜排印错误太多,字小,而且流传不广,因为是敌伪时期华北伪政府所印,稿本后来虽已由中华书局收藏,却再没有印行。这样繁冗的书,一般人也难得有耐心读下去。我读了一遍,知道《论语》每一句无不有几种讲解,到底谁是谁非,本书很少判断,因此产生一个念头,若在纷乱众说之中,采取最接近原意的加以注解并译成现代汉语,岂不有益于今日青年?
    
    《论语集释》,程树德撰,中华书局出版(资料图 图源网络)
    《论语》是孔子和孔门弟子言行的纪录,孔子这人是否值得宣扬,先得考虑。我本来对孔子怀着相当的尊敬,又加以阅读有关史料和评论,别的不论,我认为至少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比任何古人都巨大的。
    第一,在孔子以前,古代文献都由公家掌握,因之文化知识也由贵族垄断。民间既没有教师,也没有书籍(古人叫“简策”)。孔子虽系贵族的没落者,却能得到公家所藏简策,不但学习,而且整理,并教给学生。
    第二,孔子以前,只有官学,《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有“乡校”,便是郑国的国立学校,入学的都是贵族子弟,他们才能评论当时政治人物和措施。一般老百姓便没有学校可进,自然也没有老师可从。孔子则是中国第一位开办私学的人。他所招收的学生绝大多数是一般自由民,仅有极少几个贵族子弟。只要送他一点薄礼,便可列入门墙。
    由此可以推论,由官学向私学转化,由公家垄断的书册转到民间,才能有春秋末期到战国的文化勃兴,诸子百家争鸣。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庄子是对儒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的人,但《庄子·天下篇》有下面一段话:
    “其明而在数度(礼乐制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孔子孟子之徒)搢绅(儒服)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这话十分明白,简单地说:先有儒士,然后才有“百家之学。”
    由此又可以推出两条结论,一是曾经孔子学习、传授的古代典籍,后代才有传人,有比较完整的传本。今天的《诗经》、《尚书》、《周易》(仅《卦辞》、《爻辞》二部分)、《春秋》是孔子整理并传授下来的。至于《左传》所引的《志》(如文公二年引《周志》,宣公十二年引《军志》,更多的是单称《志》),都是孔子以前的古书,孔子或者无意,或者无暇加以整理和传授,便都丧失,只剩下被引用的少数语句。又一是现今号称孔子以前的古书,如《管子》、《晏子春秋》都是孔子以后人所托,前人早有定论。可以说,今日所传私人著作,没有早于孔子以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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