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峻：文革也没割断我与孔子、孟子的缘分(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12:10:28 儒风大家 杨伯峻 参加讨论
若讲中国文化史，孔子自是承先启后的第一人。由此之故，孔门弟子也受尊重。自西汉以至清末，《论语》便是士子的必读书。今天要研究孔子及孔门弟子，也必须以《论语》为根据，为准绳。这是我写《论语译注》主要动机。  《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出版（资料图 图源网络） 要写《论语译注》，必须先深入了解《论语》本书的体例、词汇、语法，就是每词每句在当时的本义。我看了某些人搞的古书译注本，并没有下大功夫，其中较好的不过就他的水平依字面翻译，并不考作者的本意和本义，未免把译注看得太容易了。我喜欢晋人陆机的一句话：“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昭明文选·文赋序》）我认为无论读什么书，必先探求作者的“用心”，才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若要得作者的用心，一定先求当时语句的流行意义，因此我在着手译注《论语》之前，先写了《论语词典》，这样，不致被纷歧的解释所迷惑。 譬如《为政篇第十六章》“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一句，虽只八个字，却“诸说纷纭，莫衷一是”（程树德《集释》案语）。歧义之所以产生，最大关键在于“攻”字意义的确定。何晏《论语集解》说：“攻，治也。”黄侃《论语义疏》说：“攻，治也。古人谓学为治。”朱熹《论语集注》引范氏曰：“攻，专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这几家以至另外许多家都把“攻”解为“治”。“治”不仅是学习研究，也包括实行、传播。孙奕《示儿编》却说：“‘攻’如‘攻人之恶’之‘攻’。”这一说不始于赵宋，南朝任昉作《王文宪公集序》曾说过：“攻乎异端，插图归之正义。”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也说：“《周书》设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将“攻”字改作“恶”字，也是和攻伐解相近。其后清末民初的王闿运作《论语训》也说：“攻犹伐也。”（但他释这句的整个旨意却错了。）次要关键的词是“已”字，“已”字旧有三说，孙奕说：“已，止也。谓攻其异端，使吾道明，则异端之害人者自止。”程树德却说“‘已’者语辞，不训为‘止’。”而《晋书·索传》说：“攻乎异端，戒在害己。”似乎把“已”字误认为“自己”的“己”字。至于“异端”，尤其有不同解释，自然不是孟子时代的杨朱墨翟之说，也不是韩愈时代的佛老和和尚道士。有人认为是老聃之说，那是误认为老聃在孔子前，至少今天所传《老子》的著作和流行是在孔子和《论语》以后。我研究了《论语》的词法和句法，采取了孙奕的说法。 写《论语译注》时候，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当时是一九五五、五六年，正值重视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时候，若向图书馆借书，只要开一书单，图书馆便派人送到家。这的确对研究工作者给予极大的方便，是具体地支持研究工作。但我被划为右派以后，被批判时，却成了罪名之一。说是借图书馆的书，隔不久便一车车（平板三轮）地送到家，一摞摞地送上楼（我住三楼）。这是图书馆在履行职责和规定，罪名却加在我头上。自然，那时是不容说理的。黑云未必能压城，功劳（或者说苦劳罢）却变成罪过。幸而这时我早完稿交给中华书局了，不然便很难继续写下去。我在中文系被批倒批臭后，临时被安排在历史系教了一段时间《史记》。暑假后接到通知，调到兰州大学中文系，可以说是去“效力”罢。 中华书局接到我《论语译注》清稿后，交童第德先生审查并任责任编辑。童先生颇有中国学者的旧风度，认真而踏实，我后来到中华书局和他共事，相处甚得。这部书是我到兰州以后才出版的，当时，出右派分子的著作，自是大胆！金灿然同志（中华书局总经理总编辑）也因此受了批评。但我并不因“有罪”而停笔。我还继续写《孟子译注》。当时中华书局派人到兰州大学组稿，不晓得哪一方是出谋划策者，商定压我拿出《孟子译注》全部稿件。我以戴罪之身，哪里敢有二话，况且我已经忧患受创不小，更不存名利思想，不但乖乖地，而且毫无可惜之心将所有《孟子译注》稿本交出。兰大中文系便组织若干师生讨论，据参加讨论的几位告诉我，讨论中七嘴八舌，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几乎无法定稿。有人主张用举手方式表决，以多数定是非，但进行了一段，觉得不妥。最后还是交给我，让我全权裁定。我看了他们对我原稿的修改和他们讨论纪录，啼笑皆非，却不敢、也不想露之于形色，耐心地默默地又把原稿恢复本来面目。但第一次出版的《孟子译注》译注者是“兰州大学中文系孟子译注小组”。自然一切有关人士都分得若干元稿费（有人告诉我，他举了一次手，分得七十元），我被认为是“审定”者罢，也喝了一口汤。  《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出版（资料图 图源网络） 我在兰州时间不到三年，忽然接到通知，调我回北京，到中华书局报到。兰州有人说：“有大学教授不当，却调到书局去卖书！”以为我再度被“贬谪”，这些人是对中华书局不了解，我也只好心中暗笑。 来到中华书局不久便有一张大字报是点我的名的。对我开了一次批判会，既没有任何事实，谈不上揭发；也没有举出任何罪证，只是空空荡荡地说我如何不老实。我当时想我又不是自己要求调来的，有什么不老实？怎么调我来的经过我事后才了解。后来我才领悟到，这是承袭了宋太祖立下的规矩，先打一百杀威棒。对新进本单位的右派，实行所谓“打威风”之谓也。我那时“戴罪立功”还来不及，何威风之有哉！会上有人睁着眼睛说瞎话，竟大声对我吼着：“《孟子译注》是你做的吗？”我处于低头认罪的情况下，夫复何言！《孟子译注》是我做的，明眼人都知道。这书已经被人强抢了去，我不曾有怨言，更不敢吐出一句“是我做的”的言语。我才知道，在极“左”路线影响下，不摆事实，不讲道理是当时的风气，我只能“低头认罪”，默不吱声。 六一年摘除我的右派帽子。中华书局当局调了《孟子译注》的原稿，加以考查，肯定每字每句都是我的，这才和兰大中文系联系，主张改用我的名字重印。兰大中文系竟然不同意，却说重印区区稿酬可以由我一人独得，译注者名义仍归兰大小组，真是可笑之至。中华书局当局这次实事求是，重印时改用我的名字，算是物归原主，终于分清黑白，明确是非，使这部多灾多难的《孟子译注》重新和广大的读者见面。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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